其於歐洲方麵風雲緊急，蘇聯急於結束蒙“滿”邊境發生的“諾門坎事件”。因此，於8月20日，蘇軍發起大舉反攻，在其強大機械化部隊打擊下，日軍第23師團幾乎全部被殲，蘇軍大獲全勝。
然而蘇軍在9月15日的莫斯科停戰協定上，對日本采取讓步政策。這主要由於蘇聯的意圖是一方麵以“共存”抑製亞洲紛爭，而另一方麵騰出手來加強對歐洲的戒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聯欲以中立暫時避開戰爭的威脅，而使國內和平建設得以繼續進行。對德國而言，以避免在大戰初期與蘇聯衝突。
於是，在1939年8月23日，蘇德兩國政府締結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皮薩河、納雷夫河、西布格河與桑河為界，劃定了蘇德分界線。
蘇德締結條約，日本大為驚慌。本來日本與德國簽訂了《德日防共協定》，意在以蘇聯為假設敵，共同防共。不想，正當蘇日兩國“張鼓峰”“諾門坎”激烈紛爭之際，希特勒竟與斯大林拉起手來。對此，日本當局陷入慌亂狀態，正在商討的“締結三國協定”也告吹。平詔內閣表示：“歐洲的天地裏，產生了複雜奇怪的新形勢。”
8月28日，平詔內閣宣布總辭職。
可是，日本軍部依然堅持：“對處理中國事變之方針，決無絲毫變更，且以此為基調，一意在‘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表明了日本軍國主義一意孤行的狂妄野心。
“8月31日”
敵內閣改組，新繼任者為阿部，其閣員亦全部更換，此又倭內政外交失敗之事實也。
去年俄倭在張鼓峰衝突，阪垣任陸相，當能製止前方部隊之行動，以後恐不能矣！
8月23日，蘇聯和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諾門坎事件中投入的日軍又全軍潰滅，這些對日本天皇打擊很大。平詔內閣因此宣布總辭職而下台。
8月30日，日本以陸軍大將阿部信行上台組閣。陸相，也由？俊六替代了阪垣征四郎。
從1月4日近衛總辭職，不出幾個月，日本內閣竟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足以見他們的日子的確不好過。
蔣介石認為，日本軍部的陸相阪垣征四郎“尚能製止前方部隊之行動，以後恐不能”。這說明日軍陸相一代不如一代。
“9月2日”
德國竟於1日向波蘭進攻，從此戰端既起，人類劫運不可設想，然猶望其能停戰調和也。
歐戰期間，倭必行動，不北攻俄，必南攻英。
我國對歐戰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參加民主陣線，以為他日講和時，必使中倭戰爭處於歐戰問題連帶解決之地也。
1939年9月1日，清晨4時45分，德國法西斯軍隊侵入波蘭。
德國侵入波蘭是蓄謀已久的。早在1939年春，希特勒集團就已做出蘊藻浜侵占波蘭的決定。
1939年4月11日，德國領導機構批準了對波作戰計劃，代號“白色計劃”。“白色計劃”規定要以短期時間一舉擊敗波蘭。
1939年8月31日夜，德國各地電台一齊向全國乃至全世界廣播，說什麼波蘭人突然襲擊了德國的格萊維茨市，占領了電台，並廣播了對德作戰的號召。德國法西斯分子在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導演下，演出了挑撥性的醜劇，意在欺騙世界輿論，掩飾其罪惡陰謀。
德國法西斯深信英法是不會給其盟國以有效援助的，首先從進攻較弱的對手開始了他的侵略戰爭。
而當時波蘭資產階級統治集團認為，德國的侵略矛頭是對準蘇聯，而波蘭也是反蘇的，因此拒絕了蘇聯關於締結同盟的建議，並且沒有加強西部邊防。而一心指望英法的援助。
1939年8月底，德波關係急劇惡化。可是，英法希望和希特勒達成協議，因此迫使波蘭緩期實行總動員。結果，麵對強大敵人，波蘭卻毫無準備。德國對波蘭邊境全線投入了58個師，其中包括6個坦克師、8個摩托化師和2個航空隊，共計坦克2500輛，飛機2000架。而波蘭軍隊隻有37個步兵師、11個騎兵旅，2個摩托化旅和近400架飛機。
蔣介石預料“歐戰期間，倭必行動”非北即南，勢必促進日寇與德、意結盟。
蔣介石表示要“參加民主陣線”，是他的長遠打算：“他日講和時，必使中倭戰爭處於歐戰問題連帶解決之地也”。
9月3日上午11時，英國政府對德宣戰。
同一天晚間，法國對德宣戰。
同一天，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對德宣戰。
9月6日，南非聯邦對德宣戰。
9月10日，加拿大對德宣戰。
至此，以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為導火線，爆發了曆時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資本主義體係內部發生的。它是以希特勒德國為首的法西斯侵略國家準備和發動的。英法兩國政府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所實行的縱容和勾結侵略者的反蘇政策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0月10日”
際此雙十國慶，適值湘贛告捷，宜乎歡欣鼓舞之情無逾於此者。然而餘內心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言喻。15年以來，部下與學生之死傷積累，日增不知凡幾？緬懷革命先烈之創造民國，與總理囑托之重，以及抗戰前途之艱巨，若不努力盡職，將何以對總理以及為革命而死之先烈在天之靈乎？
“湘贛告捷”，指的是“贛湘會戰”或第一次“長沙會戰”或“湘北大戰”取得勝利之事。
1939年9月，為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歐洲戰場的攻勢，日本政府任命西尾壽造大將為“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阪垣征四郎中將為總參謀長，對湖南長沙發起進攻，妄圖一鼓作氣結束中日戰爭。
9月14日，日軍調集6個師團，10萬兵力，在海、空軍協同下，從贛北、鄂南、湘北三路會攻長沙，以湘北為主戰場。
當時，第九戰區為中國戰場的主體，共配置54個師的兵力，20餘萬人。
中國守軍運用“逐步抵抗，誘敵深入”的戰術，利用有利地形，節節抵抗，保存實力，消耗敵人，各個擊破。日軍在這次作戰中傷亡3600餘人，中國軍隊傷亡30000餘人。由於日軍攜帶的糧秣彈藥欠缺，從9月18日發動正麵進攻，到29日主力到達長沙外圍僅10餘天，糧彈已快用盡，因而無力再進行新的軍事進攻。
當日軍進至長沙北麵的永安市、土杉市、金井、福臨鋪、橋頭驛一帶時，中國守軍於10月2日，在第九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嶽率領下發起反擊，猛烈圍攻來犯之敵。日軍失利。
10月4日，日軍退渡汨羅江。
10月5日，日軍指揮官、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下令總退卻。日軍全部撤至嶽陽、臨湘、通城等原來陣地。日軍敗退之際，“我軍跟蹤追求，當地民眾，亦起而協同，敵望風崩潰”，“進6日，我遂完全恢複原有陣地，並續向通城、嶽陽進攻。”
第一次長沙戰役以我方勝利而告結束。
這次戰役是歐洲大戰爆發後，日軍在中國戰場發動的第一次攻勢，也是國民黨軍隊自“七七”事變以來首次用武力迫使日軍回複到戰前原態勢的一次戰役。
此次戰役雖勝，但死傷人數是敵人的10倍。這便是蔣介石“歡欣鼓舞”之餘“內心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言喻”的緣由。
接下來，蔣介石又對抗戰以來死難烈士予以緬懷，並下定“努力盡職”的決心。
“10月21日”
改造世界，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礎，不可不為之預籌。在今日，唯羅斯福總統或可語此，惜尚無機緣晤麵耳！
美駐倭大使格魯在東京痛斥倭“東亞新秩序”之妄念，此予倭以當頭一棒，其關於中倭事變之影響必甚大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立見“涇渭分明”。世界大體分為兩大集團。德、日、意侵略國家為一方；英、法、中、美等反侵略國家為一方。在東西兩半球展開了“正義”與“邪惡”的戰爭。
大戰之初，由於德、蘇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指望蘇聯參戰，一時不太可能，因此，蔣介石把希望寄托在拋棄了孤立主義的美國身上。
令人失望的是，德國進犯波蘭後，英法相繼對德宣戰，而美國宣布中立。
1939年9月3日，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在廣播中強調指出：“美國仍將是中立的……我不惜一切努力使我國處於戰爭之外。”這就是說，對各交戰國禁運武器和軍用物資。
但，不管怎麼說，蔣介石從2月8日美中簽訂“桐油借款合同”，3月美又禁止對日信用貸款，同時通過“太平洋設防案”，7月26日又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等大量事實上看，美國是可靠的友邦。於是，他本著“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礎，不可不為之預籌”的精神，從兩方麵抓緊工作。
首先，於9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發表題為《歐戰發生後我國的三大任務》的演說。演說中指出：
日本不參與歐戰就是決心獨霸東亞；日本現已疲憊不堪；今後日本對華將加緊政治和經濟攻勢。
確實如此，日軍為實現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急於盡快解決“中國問題”，於侵占武漢、南昌後，進一步奪取湖南糧倉，力求達到以戰養戰之目的。同時兵分三路進攻戰略要地長沙，直逼重慶。又從1939年9月18日至10月上旬進行了長沙會戰。蔣介石陷入調兵遣將，發號施令之中，他決心打好這場仗，以增強美國援華的信心。
9月18日，長沙會戰開始的當天，蔣介石電令駐美國大使胡適大力促進美國進一步堅定反日立場，以壯英、法之膽。電文如下：
“俄、日停戰協定訂立後，繼之必有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進政策，一麵或將勸我與日妥協。英、法不知其陰謀，猶思與日妥協，求保其遠東權利。國際形勢至危，若非美國有重要之表示與行動，則英、法在遠東勢必退縮，我國全處於孤立，而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即可實現。美政府在最近期內，如對日有一堅決表示，或禁運日貨等動作，以壯英、法之膽，勿使其與日妥協，方可挽此危局。務請加緊時行。”
胡適未負期望，由於他的“加緊進行”對羅斯福的工作，美國對日有了一個“堅決表示”。
日本阿部內閣上台後，企圖與美國緩和關係，起用親美派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為外相，讓他疏通美國收回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條約》議案。
可是美國這時已堅定了決心。
10月19日，臨時返國述職而又返回的美國駐日大使轉達羅斯福總統的意見：“日本如果侵犯美國權益，則美國立即對日禁運。”並痛斥日本的“東亞新秩序”是侵權政策。
看到美國的堅決表示，蔣介石越發感到羅斯福是“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礎”的忠實夥伴，他對美國寄予了極大的希望。
“12月30日”
昨夜，接朱德等通電，要求政府懲辦反共人士、取締反共言論等；其亂跡已顯，但其用意仍在乘機擴充地盤、鞏固其邊區，甚恐我軍進剿也。此種亂黨叛徒，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其難養，實有甚於小人也。
由於蔣介石密令各地反動分子加緊“反共”，製造摩擦，致使流血事件不斷發生。
1939年初，以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為首的頑固派，指使部下秦啟榮等，散布“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共口號，對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民眾，采取“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的反動方針。
1939年3月，秦啟榮部在博山等地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殘殺八路軍指戰員400多人，製造了“山東博山慘案”。
6月中旬，國民黨軍隊和特務又製造了“湖南平江慘案”。
11月，國民黨軍隊、特務，圍攻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殺害新四軍傷病員及家屬200餘人，製造了“河南確山慘案。”
此外，國民黨在重慶、上饒、蘭州、西安等地遍設“集中營”，囚禁、殺害共產黨和愛國進步人士，“反共”活動日益囂張。
12月10日至16日，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對陝甘寧邊區發動軍事進攻。先後調集第97師3000餘人，襲擊八路軍駐寧縣、鎮原城第770團，殺害幹部戰士300餘人。
為了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日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軍留守團司令員肖勁光致電蔣介石等，呼籲停止進攻邊區，恢複團結，勿使事態擴大。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通電全國，反對槍口對內，進攻邊區。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向蔣介石、何應欽等提出嚴正抗議，要求其撤退包圍邊區的軍隊，恢複8月以前的邊區態勢。
麵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破壞抗戰，肆意屠殺愛國軍民的罪惡行徑，通電抗議理所當然！打擊日寇，粉碎日偽軍“掃蕩”，擴大解放區、鞏固抗日根據地，何罪之有？真正的罪人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蔣介石在這裏卻還要反咬一口。可笑，可氣、可恨！
“12月31日”
共匪朱德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通電要挾我懲辦反共人士與廢除防止共黨辦法，宜置之不理，以其虛聲恫嚇，有意搗亂也。
共黨進擾甘肅寧縣與鎮原各地，亂黨必叛，固無疑也。
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通電全國的同時，甘肅東部地區軍民對國民黨軍的進攻展開反擊，恢複隴東大部分(包括寧縣與鎮原在內)地區，迫使國民黨暫編騎兵第2師撤至洛川以南。由於八路軍在關中地區增強了兵力，國民黨頑固派對隴東和關中的軍事進攻暫時被製止。
這是陝甘寧邊區軍民的自衛反擊，而絕不是什麼“進擾”。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頑固派在抗戰中可能出現的動搖妥協與分裂倒退危險，早有預見。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紀念抗戰兩周年的宣言中，適時地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號召全國人民向頑固派作鬥爭，堅持抗戰的最後勝利。
8月19日，中共中央在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指示中指出：“我黨我軍對於局部武裝衝突的立場是明確的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9月16日，毛澤東在延安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的三個記者談話，嚴正指出：“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麵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麼，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付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國古聖人說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以禮待人--這就是我們的態度。”
毛澤東在這裏進一步闡述了中共的嚴正自衛原則。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再次向全黨敲起警鍾：
“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察性，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用全力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
國民黨對中共的批評、勸告、敦促其放棄“反共”政策，堅持團結抗日的做法，認為軟弱可欺，一意孤行，堅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場。
1939年12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同時，國民黨綏德專區專員何紹南組織保安隊攻打八路軍。在山西，閻錫山發動了“十二月事變”。他集中了6個軍的兵力分三路進攻共產黨所領導的晉西隰縣、孝義一帶抗日決死隊第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並屠殺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500餘人，綁架1000餘人。
1940年年初，太行區的國民黨軍朱懷冰就和已叛變投敵的石友三部，配合日軍進攻晉東南的太行山和冀南區，把進攻矛頭直指八路軍總部。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八路軍總部及第120師，指出：“在武裝摩擦中，對於我們有利的是戰爭的局部性和防禦性，而不是戰爭的全麵性及進攻性。”我們應“鞏固現有陣地，嚴陣以待，來者必拒”。
抗日根據地的軍民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擊潰了頑固派的進攻，使陝甘寧與晉西北解放區連成一片，從而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這便是不容抹殺的曆史事實。蔣介石的歪曲完全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