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南梁作為戰略總後方，再以渭北、照金為廣大的遊擊戰場，充分利用了各地之所長而彌補了其不足。同時，陝甘邊的戰略總後方北移至南梁，就造成了向陝北接近的態勢。這是完全符合毛澤東關於紅色政權的理論的正確抉擇，它標誌著劉誌丹已經能夠正確認識並利用陝甘邊遊擊戰爭的規律，成長為一位成熟的軍事將領。與會人員完全接受了劉誌丹的建議，最後形成相應的決議，包家寨會議成了陝甘邊革命鬥爭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紅軍的勝利發展，造成敵人的極大恐慌。12月初，西安綏靖公署調集駐保安、合水、慶陽等縣的正規軍4個營及地方民團千餘人，分9股向陝甘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劉誌丹和王泰吉縝密部署，決定紅四十二師南下南梁作戰。適值福建事變發生，敵人未能立即發動進攻，紅軍遂借機大力開展群眾工作，在正寧、旬邑、淳化一帶擴大武裝。在此期間，劉誌丹寫了《軍事教育大綱》作為教材，依此對部隊進行軍事整訓。
2月，敵人又重新發動進攻，紅軍配合地方遊擊隊和敵人連打九仗，均獲勝利，取得重大戰果。5月，敵人追兵再至，劉誌丹率部揮師南梁，又經過一兩個月的戰鬥，徹底粉碎敵第一次“圍剿”。從1933年冬到1934年夏，在陝甘邊特委的正確領導下，劉誌丹等率紅二十六軍主力和遊擊隊配合作戰，大小戰鬥30餘次，殲敵3000餘人，解放了陝甘地區10多個縣的大部分農村，拔掉敵人成百據點，在廣大的區域內建立了工農兵政權和14個遊擊支隊。
同年秋，梨園堡成立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及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軍委主席，習仲勳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同時相繼建立貧農團、農會、赤衛軍、工、青、婦、兒童團等組織。邊區政府發布了一係列政策法令，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到群眾生活都作了明確規定。為了培訓幹部還辦了軍政幹校，劉誌丹兼校長，習仲勳兼政委，馬文瑞、蔡子偉、吳岱峰等負責教學工作，分批輪訓各級幹部和戰鬥骨幹。各鄉還辦起了列寧小學，發展教育，掃除文盲。陝甘邊銀行還發行了布製貨幣，建立了集市貿易，根據地的經濟文化日益發展和繁榮起來。
這時，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統一問題，已提上日程。陝甘邊和陝北，由於敵人的分割，一直是互不相連的兩塊根據地，存在兩支革命武裝和兩個領導。陝甘邊根據地和紅軍屬陝西省委領導，陝北根據地則屬中央駐北方代表領導，兩地之間雖互幫助，但各自活動。為集中壯大力量，劉誌丹、謝子長早已考慮過兩地統一的問題。1934年7月8日，陝北遊擊縱隊總指揮部成立後，總指揮謝子長就率一、二、五支隊和200餘赤衛隊到南梁與紅四十二師會合。8月，謝子長在指揮陝北第一次反“圍剿”戰鬥中中彈受傷後，陝北特委又函請劉誌丹共商統一領導問題。
10月20日，劉誌丹率紅二團北上到達安定縣水晶溝，與病中的謝子長交換了意見。1935年1月29日，劉誌丹主持召開了陝北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討論建立各級工農民主政府，開展土地革命戰爭以及保衛發展革命根據地等問題，選舉產生了陝北省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會，劉誌丹當選為主席，領導製定和頒布了土地、勞動、婚姻等重要法律法令，隨即建立起16個縣的工農政府。
2月初，劉誌丹與謝子長再次就重大問題，尤其是反對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問題取得了共識。5日，陝北、陝甘邊兩個特委在赤源縣周家嶺附近的刺兒圪塔村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了兩地黨政軍的領導，確定了反“圍剿”的戰略方針。謝子長因傷病嚴重未能出席這次會議，劉誌丹積極推薦他擔任軍委主席，自己則被選為工委委員、軍委副主席和前敵總指揮。21日，謝子長不幸逝世，劉誌丹繼任軍委主席，指揮第二次反“圍剿”戰爭。
劉誌丹率領根據地軍民進行了兩次反“圍剿”鬥爭，堅持發展和鞏固了根據地。迎接紅二十五軍進入陝北，為中央紅軍立足陝北奠定了基礎。1936年劉誌丹在東征時不幸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