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最富憂患意識和報國情懷。“位卑未敢忘憂國”,曆代仁人誌士莫不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他們認為，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則天下平。而在四者之中，修身最重要，實乃萬丈大廈之基，身不修則一事不成，萬事蹉跎。
中國知識分子的修身之道，曆世聖賢都發表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謂洋洋大觀，眾說紛紜。然而縱覽曆史，還是曲徑通幽，殊途同歸，自有其普遍的東西和內涵。
修身之道，首要者莫大於立誌。誌不立則事業無成，誌不高遠則容易流於平庸，然隻有高遠之誌，誇誇其談而不勤勉力行，也終將人生付諸東流，暗淡無光。
修身，須以“誠”為本，要忠信、不欺，戒除浮躁之心，加強修養，做謙謙君子。要淡泊、豁達、寬容、勤儉、廉潔、忍讓、恭敬，方能遊刃人生，鑄造精神，升華價值。進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立德立功立言的不朽之業。
曾國藩的一生就是一個按照中國聖賢內聖外王之道進行立德修身、鑄造精神的求索過程。他處上位而不驕，居下位而不憂，秉持著抱殘守缺、淡然處世的態度，以“內聖”之法搏得了千秋美名。
1.做人從立誌開始
誌向，是使人緊張起來、站立起來的東西，好比一棵樹的軀幹。人生的價值、意義和境界全是被誌向所照亮的，沒有誌向也就沒有人生的方向。做人從哪裏開始呢？從立誌開始。
有誌向的人和沒有誌向的人不一樣，不僅是想象上的不一樣，而且也是事實上的不一樣。立誌就是把這兩類人區別開來的方式。
然而，一個人的誌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後天的生活中確立的，尤其是在對平庸、瑣細、放縱的生活的不滿中形成的。作為一個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俗，但是我們並不常常產生改變它的誌向。曾國藩就是在庸俗的環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國藩深有感觸：“《禮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我天天過著很安逸、也很放縱的生活，於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頹下來。正像那些草木，誌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語，首先在於確立誌向。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國藩正好33歲。
曾國藩過人之處在於，無論是低微鄙陋時，還是溫柔富貴中都自立自強，鄭板橋說：“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誌。”也就是說，艱難困苦可以鍛煉人，舒適安逸可以銷磨人。有人奮鬥是因為他的環境艱苦，一旦條件改善了，他也就沒了奮發向上的動力了。曾國藩能在安適中自立自強實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沒有不自強不息的。
諸葛亮講“誌當存高遠”,宋文帝講做人應“慨然立誌”,王夫之講“傳家一卷書，惟在汝立誌。”還是曾國藩的同僚胡林翼說得好，他說，人生決不該隨俗浮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唯其如此，我們應自立自強，努力做眾人所不敢為、不能為的事情，上以報國，下以振家，不負此昂藏七尺之軀。他所以說得好，是因為他說得全麵、樸實，說得我們可以做到。當然說得和曾國藩最為接近的是王陽明，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夫學莫先於立誌，誌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王陽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說的就是一個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誌。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來，抖擻精神，給自己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很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人，意誌不如人，條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過去後，他就是不如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確立遠大的誌向啊！
人無誌向，柔弱無剛。王陽明說得好，誌向不確立，猶如沒有舵的船，沒有馬嚼子的馬，飄流奔放，最後將到達何處呢？
曾國藩獨白：自從去年12月20日後，我常常憂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還是如此。我想這大概是誌向不能樹立時，人就容易放鬆潦倒，所以心中沒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沒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寧靜，不能寧靜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於沒有樹立誌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見，檢點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滿，所以一點點小事，就會躊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順心，就會整天坐著不起來，這就是我憂心忡忡的原因啊。誌向沒樹立，見識又短淺，想求得心靈的安定，就不那麼容易得到了。現在已是正月了，這些天來，我常常夜不能寐，輾轉反側，思緒萬千，全是鄙夫之見。在應酬時我往往在小處計較，小計較引起小不快，又沒有時間加以調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盜入室了啊！
由此可見，曾國藩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他有斤斤計較的時候，有見識淺短的時候，有心浮氣躁的時候，但他敢於麵對自己心靈中最黑暗的部分，並無情加以拷問，你能做到嗎？
誌向不立，則心神不寧；誌向即定，則鬼服神欽。
東晉名將祖逖與劉琨都以雄豪聞名於世，兩人感情甚篤，共被而寢，常徹夜縱論天下大事，感歎收複中原的大業被苟且偷安之徒所貽誤。祖逖與劉琨約定：“如果四海之內風雲變幻，天下豪傑起事，我與你一起舉義中原做大事。”他們矢誌習武練藝。當時，人們認為半夜雞鳴是不祥之音，生怕聽到。祖逖卻認為：“此非惡聲也。”半夜雞鳴正好催他們提早起床，從此雞鳴之刻就是他們習武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