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地主階級官僚和士人投身戎伍，掌握著湘軍的攻守進退，以鎮壓威脅他們生存的”發逆“.曾國藩則是這一次地主階級的大自救活動中的堅韌的探索者和旗手。自視為”天朝上國“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間，突然遇到船堅炮利的”外夷“用炮火把鴉片煙強行送上中國大陸，一紙《南京條約》不但使二千一百萬白花花的銀兩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割去了香港，中國的門戶首先在”五口“洞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於鹹豐九年八月一直攻到清朝廷的老巢--北京，鹹豐帝倉倉惶惶逃到熱河，竟死在那裏的避暑山莊，更無需說中國在這次戰爭中喪失的領土、主權和銀兩。其後，甲午戰爭的失敗，八國聯軍的威逼，侵略者的兩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個中國遍體鱗傷，國將不國，民陷水火。與此同時，太平軍蓬勃興起於大江以南，撚軍縱橫馳騁於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與各地的天地會也舉起棍棒刀矛、燃燒著起義的熊熊烽火。中國地主階級及其總代表清王朝麵臨著”內憂外患“,麵臨著整個階級的政權和財權即將全麵崩潰的險境。他們年複一年地在風雨飄搖之中苟延殘喘。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地主階級的緊急任務便是”自救“;否則，”天朝上國“,便將永遠成為統治者記憶中的夢幻。這點，除了那些昏庸、苟且的官僚外，略有憂國（清朝廷的”國“）意識的地主階級成員都會清醒地了解到。在約半個世紀的曆史進程中，中國地主階級中的許多先進分子，從林則徐、魏源到康有為、梁啟超，無不奮發努力，尋求著中國地主階級的自救之路。他們或作文著論，或上書陳情，或建廠鋪路，或維新變法，不同程度地促進著中國近代化的發展，各自的曆史效應也顯然是極不相同的。但他們盡力維護以清王朝為總代表的中國地主階級自救的一次集中體現。
曾國藩為挽救中國地主階級的危亡命運，基本舉措有三條：
一是針對綠營的腐敗，大刀闊斧進行軍事改革，用新的戰略思想、新的營製、新的招勇方法，建立起了一支與綠營迥然有異的新軍隊。這支軍隊終於除掉了清朝廷的”心腹之患“,挽救了王朝大廈於傾危之中。
二是整頓吏治，欲將那些退縮、瑣屑、敷衍的官僚”轉移“,建立起一支振作有為的新的統治者隊伍。可惜，曾國藩由於長期沒有掌握地方實權，反對腐敗、整頓吏治這一條，他無法過多地付諸實踐。後來，他任直隸總督，正著手整頓吏治，又因被派去處理天津教案，而不得不中斷。
三是引進西洋的先進的科學技術。
生活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曾國藩，首先接觸到的西方物質文明，與其他同時代人一樣，僅是堅船和利炮。這是鴉片戰爭那樣的時代環境所造成的。
曾國藩深深為這些堅船和利炮所折服，並在自己的軍事實踐中加以引進，為剿”發逆“所用。鹹豐三年（1853年）十月，在太平軍西征軍圍攻武昌的萬分危急之時，清朝廷諭令正在衡陽練兵的曾國藩，”趕緊督帶兵勇炮船，駛赴下遊會剿“.曾國藩則以為保全兩湖而考慮，就必須多準備大炮和船隻，才能夠既能堵截，又能殲滅，而舟師尚未完備為理由，趁機申請”截留粵餉四萬餘兩，作為籌備炮船之費“.這個時候，他所說的”船“,是他於衡陽、湘潭兩處所設船廠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則是兩廣總督葉名琛奉命先後為他買到的六百尊洋炮。他在奏折中說：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貨，是經過挑選適於使用的大炮，湘潭、嶽陽兩次勝利，其實是憑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於鹹豐四年七月上奏，請求仍遵前旨，催促廣東續解洋炮，總共達到千餘尊。
曾國藩不但買洋炮，而且仿製洋炮。他奏調浙江候補知縣龔振麟來湘造炮。他說：”龔振麟及其子龔芸常精於造炮，自製鐵模，與洋炮沒有兩樣。“
”洋船“進入曾國藩的政治生涯，則已到了鹹豐十一年（1861年）六月。由於英國人赫德、法國人哥士耆願意協助清政府購買外國火輪，時任議政大臣的恭親王奕訁斤等奏請購買十數艘，駛入長江堵剿，事下曾國藩及兩廣總督勞崇樂等人妥為議籌。曾國藩乃於七月十八日上《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大發議論說：
恭親王奕訁斤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恃己之所有、誇人之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間，雲南銅斤未曾解京之時，皆給照商人，采買海外之洋銅，以資京局之鼓鑄。行之數十年，並無流弊。況今日和議既成，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
這段話表明了曾國藩對引進西方物質文明的態度，至少有三點：一、主張拿來主義，將外國”所獨有“的拿來，為我所用，使”獨有者“不再獨有，”罕見者“不再罕見；二、不但主張購買，而且主張”試造“,隱隱約約成為我國後來創建新式造船工業的最初萌發；三、主張”中外貿易，有無交通“,發展對外貿易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