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幾篇詆毀洋教的咒罵是沒有用處的，隻有堅挺起來，轉弱為強，才能以”外王“之像立於不敗之地。在曾國藩看來，眼下最緊要的是”師夷“,不惜重金聘請洋人傳授技術。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七日，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寫道：
容閎去年曾經來過安慶，我認為這個人長期生活在西方，對洋人的事務很熟悉，就打算通過他聘請有知識有技術的洋人來為我們所用。如果真的招來不少人，則開辦工廠不僅僅在浦東，也不僅僅在湘潭，凡是兩湖近水的偏僻之縣，均可開廠。比如湖南的常、澧，湖北的荊州、襄陽，沿長江的地區都有不少的好地方，這中間已有華若汀、徐雪村，龔春海等人經營，內地也有不少有技術的工人，等我與容君相商，請他出使各國，廣泛羅致洋人。如果須要攜帶重金，請和少荃商謀解決，即使萬金也不可吝惜。那些善於製造洋火銅炮的人，更要多多招募才是。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國藩以南洋大臣，李鴻章以北洋大臣會銜入奏，請清廷批準。他們的辦法是先設一個專門機械，派專人到沿海各省選拔一些聰明的小童，派往外國學習，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國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國，費用則綜計首尾二十年，共需銀一百二十萬兩，每年撥款六萬兩，由江海關在洋稅項下按年指撥。管理及教授人員，則正副委員各一，每員月薪四百五十兩，翻譯員，月薪二百五十兩，教習二員，每員月薪一百六十兩。留學而自帶教習者，”隨課以中國文義，俾議立身大節“也。至於派學的理由，奏折中說：
西人求學實濟，無論為士為工為兵，無不入塾讀書，共明其理，習見其器，躬親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遞相師授，期於月異而歲不同。中國欲取其長，一旦遽圖畫購其器，不惟力有不逮，……苟非遍覽久習，則本原無由洞澈，而曲折無以自明。古人謂學齊語者須引而置之莊地之間，又曰百聞不如一見，此物此誌也。況誠得其法，歸而觸類引伸，視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擴充於無窮耶？
第一批留學幼童三十人，於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國，由陳蘭彬、容閎帶領，其中有梁敦彥（十五歲）、黃開甲（十三歲）、詹天佑（十二歲，籍貫報徽州府人，但在廣東出生），後來皆有名於時。第二批於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於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壽臣，其他著名者為唐紹儀、梁如浩（均十二歲）。第四批則於光緒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學，是洋務事業發展的客觀上的需要，而洋務派和先進思想家在主觀上也敏銳地反映了這種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學問題上，容閎倡於先，曾國藩成於後，中間起橋梁促進作用者為丁日昌。
容閎是中國最早係統接受西方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他廣泛地學習了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化，因此，當他於鹹豐五年（1855）、鹹豐十年（1860）兩次回國時，很自然地感到中國的落後，其間尤其感到教育落後，他在鹹豐十年（1860）提出的建立新式教育，諸如：設立武備學校、海軍學校和各種實業學校，頒定各級學校的教育製度等。同治四年（1865）籌建江南製造局時，他建議曾國藩在廠中設兵工學校。容閎認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怎樣才能達到”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的目的，容氏第一個想法就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外洋先進國家學習。早在耶魯大學讀書時，他即已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著中國留學計劃“了。
幼童到美首先是學習英語，因此，大多數學生住在當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過語言關。他們一般是先進小學，再進中學，而後入大學，循序漸進。例如詹天佑就是先進西海文小學，再進紐海文中學，而後考入耶魯大學的雪費爾學院專攻鐵路專業的。
像國內其他洋務事業一樣，先進與保守的矛盾鬥爭在赴美國留學問題上也是尖銳的。駐美委員容閎名義上是副職，其重要性卻居首位。容閎與洋務派的結合是他的”西學東漸“主張，與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師夷長技“相一致的緣故；但他們中間有很大矛盾。前者是從發展資本主義建立資產階級製度出發的，後者則是從維護清封建統治出發的，派頑固守舊的陳蘭彬為正監督，就是這種出發點的體現。李鴻章曾將陳、容作過對比，說容閎”熟悉洋情語言文字，較荔秋較強。但其漢文未深，又不甚知大體，亦是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