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商不活“,商業是財力的來源，商業為各行各業提高經濟來源，提供物質基礎。大力發展商業，是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需要是國家財政建設的需要，應該給予高度重視。
曾國藩認識通商做買賣的重要性，是從購買洋人武器開始的。以期憑借西方先進的堅船利炮，迅速剿滅太平天國。但苦於財政緊張，此項經費無出，暫時擱置。鹹豐十一年（1861）末，太平軍攻下了寧波、杭州等地，並繼續向東南一帶進攻，在上海外圍擺開戰事。有傳聞說，太平軍正在籌款，準備向美國購買船炮，這使清政府大為恐慌，如若傳聞成為事實，太平軍大有從所占領的寧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態勢。為此向外國購買軍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尚書趙光、禦史魏睦庭都上書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購買外國輪船火器，以對付太平天國。這時，在朝廷起到舉足輕重地位的奕訁斤也認為：”事機甚迫，呈借兵剿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炮之議，尚屬中外會同詳核，“於是決定先行購買船炮。如何籌集這筆款項呢？代理總稅務司赫德向奕訁斤建議，將鴉片稅留作購買船炮的費用。
曾國藩看重容閎，也是因為他在通洋、經商方麵有些心計。容閎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後，回到祖國，但大清朝對他不重視任其當翻譯、上海海關職員、洋行職員，自由經商。在這過程中，太平天國勢力的蓬勃發展，第二次鴉片戰爭，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敗與無能，使其大失所望。鹹豐十年（1860）秋，容閎從上海來到了天津，去對他”幾欲起而為之響應“的太平天國進行實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熱情歡迎，並多次被邀參加講座軍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經李善蘭的介紹，加入曾幕，辦理洋務。
當時容閎的主要想法是要通過曾國藩實施他的”西學東漸計劃“.首次會麵，曾國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為今日欲為中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著手？“容閎當即回答：”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容閎特別強調”立普通基礎“之工廠，因為擁有了這樣的基礎，不單可以造槍炮彈藥、輪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種機械，作為一切製造廠的基礎。
談話後，曾國藩深深為這位年輕人”製器之器“的主張而折服，頗感這一主張比自己的為適應”特別之應用“的軍火生產要高出一籌。幾天後，曾國藩再次召見容閎，專折保奏他為五品銜，撥白銀六萬八千兩，派其赴美購買先進的機器設備。對於曾國藩的知遇之恩，容閎認為一時無以回報，隻有傾盡全力，購回機器設備，才是對曾國藩最好的回報。不久，容閎即從安慶出發，經英國倫敦於次年春抵達美國，經多方洽談，終與樸得南公司訂約，由該公司按”製造機器之機器“標準承造，並於同治四年（1865）運抵上海。
通過容閎這次購買洋機器，曾國藩加深了通商貿易的認識，也對與讀書做官之間的關係，做了平心的論說。經商是為了獲取巨額利潤，讀書是為了博取名聲和權位，一個人如果用心讀書而沒有成效，就應該把讀書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經商致富。經商獲利之後，為子孫後世考慮，就應該把經商放在次要地位，而專心讀書經世。這樣一弛一張，相輔相成，要麼贏得萬貫家業，要麼獲得高官厚祿，就像車輪運轉一樣不斷循環變化。
曾國藩是一個有著堅挺的外王精神，厭惡夷蠻氣勢的人，但他的內聖修養也使他成為了一個抱有”早絕天嬌蕩海氛“的坦蕩胸懷的人。
曾國藩深知，真正實現”外王“之法，必須在於民族的自強，靠大量精英的堅挺來實現民族的振興。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複王家璧“的文中寫道：
當年我所作的檄文，偶而涉及粵匪的教義，天父天兄、昆父姊母，倫理綱常紊亂不堪，文字粗陋淺薄，不值得稱述。但近來有好事者與檄文痛加詆毀天主教，措詞下流汙穢，四處張揚傳播，鬧出了許多事端。我認為我們要想勝過對方，不必斤斤計較，尤其不應在口頭文字上逞強。若使全國官員都廉潔奉公，一身正氣，全國將士都能戰能守，從上到下事事可以對人，對方也不會對我們產生輕視之心，而且會漸漸對我們變得敬重佩服。過不了多久我們也會潛移默化，轉弱為強。現在審時度勢，權衡力量，我們沒有什麼可倚仗的，僅憑一時快意不過是揚湯止沸之舉。將來召致侮辱，豈不是掩耳盜鈴。外省的情形，京都內知之不詳。閣下如能聽到什麼言語，還請多看多聽，公正評判，那麼您思考的就算深遠了，帶來的好處也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