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勤遠略“是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首次在奏折中正式提出的。他回複是否購買外洋船炮的上諭時，稱頌皇上考慮問題很周到，內安國家，外除賊寇的堅強意誌。他於”安內“之外，想到了”攘外“.這時，距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三個《北京條約》的簽訂不過幾個月，何況在條約簽訂才一個多月的鹹豐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八日，他就提醒皇上說：”此次議款雖成，中國豈可一日而忘備？“所以，他說”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的話，是有相當的思想認識基礎的。當然，在湘軍攻入金陵之前的鬥爭激烈的歲月，曾國藩的目的很單一，即”全力與粵匪相持“,根本談不上”勤遠略“;”勤遠略“此時還是他的一種理想，所以他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底說：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當此積弱之時，斷難與爭錐刀之末。“及至太平軍被鎮壓以後，國內的階級形勢發生了變化，”勤遠略“的”禦外“內涵，才逐漸在曾國藩的視野中上升到一定位置。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籌議江蘇水師事宜折》稱：”臣之微意，不過欲使中國兵勇以舟楫為室家，以海洋為坦道，庶幾事以屢試而漸精，人以狎水而漸壯。“同治十年（1872年）十二月，《續江蘇水師事宜折》更明確指出：習慣於在船上居住是水師的根本，探討船炮卻是防禦外敵入侵的根本。作為一個封建士大夫，曾國藩有這種”徐圖自強“以”禦外“的思想，是極可貴的。
”剿發逆“與”勤遠略“是曾國藩辦”洋務“的雙重目的，而以同治初年為界，前期的側重點在”剿發逆“,後期的側重點在”勤遠略“.從有明確的雙重目的看，曾國藩辦”洋務“是自覺的；從他死後引發大規模的”洋務運動“看，曾國藩則是事先意識不到的，因而是不自覺的。十九世紀西方的物質文明（主要是槍、炮、船）是隨著侵略者的入侵而傳入中國的，曾國藩企圖通過學習西方的這類物質文明，來對抗西方的物質文明，以保衛神聖的”天國“和東方文明的領地，所以曾國藩辦”洋務“,是東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撞擊時的一種積極反應，而不是與外國侵略者勾結的產物。如果是”勾結“,那麼”勾結“的目的是什麼？是出賣封建士大夫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天國聖朝“?是迎合封建士大夫從內心厭惡和鄙夷的那些”蠻夷“或稱”洋鬼子“?從曾國藩一生的言行中，無論如何是找不到這方麵的絲毫影子的。不錯，曾國藩辦”洋務“,從設備、技術到經營管理，不得不大多假手於洋人，但是，這不正是”據為己物“嗎？不正是使洋人”漸失其所恃嗎“?不錯，十九世紀的外國資本主義正擴大向國外傾銷商品，並進而輸出資本，從表麵上看，曾國藩辦”洋務“正適應它們傾銷商品的需要，但是，人之所有，我之所無，拿來為我所用，何樂而不為？
與購買洋炮、洋船稍後一點時間發生的”借洋助剿“,更是中國地主階級進行自救的重要內容。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外國侵略者法、俄等看透了清朝廷外似強大，內實脆弱的紙老虎原形，從而改變了對清朝廷的策略，即由進擊清政府改為拉攏清政府，以保障和擴大它們在華的既得利益。這就是侵略者對清政府的”內改政治，外篤友誼“的建議。所謂”內改政治“,即要求清政府加速對侵略者的屈辱投降的步伐。到鹹豐十年八月，法國專使葛羅正式表示願協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提出”所有該國停泊港口的船隻、兵丁，悉聽調遣“;十月，俄國公使伊格那蒂耶夫麵見奕訁斤時說：”發逆在江南等處橫行，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清廷因而問計於曾國藩及江蘇巡撫薛煥、浙江巡撫王有齡。曾國藩於十一月初八日複奏說：”該夷[俄]與我，向無嫌怨，其請用兵船助剿發逆，自非別有詭謀。康熙年間進攻台灣，曾調荷蘭夾板船助剿，亦中國借資夷船之一證。“隻是”皖、吳官軍之單薄在陸而不在水，金陵發逆之橫行亦在陸而不在水。此時，我之陸軍勢不能遽進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駛，亦未能遂收夾擊之效。“因此他主張”獎其效順之忱，緩其會師之期“.當時鹹豐帝尚怕侵略者占城後不讓出，或貪利過甚，故於十二月十四日下詔說：借助洋人來消滅匪寇，有很多弊端。萬萬不能圖眼前小利，而留下無窮禍患。於是此事便作罷論。
鹹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借洋助剿“的問題被蘇州紳士潘曾瑋等再次提了出來，經薛煥上奏朝廷。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二日議複，明確說：”臣之愚見，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財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複中國之疆土則不可。“由於後來又有兩次上諭，令曾國藩”悉心籌酌“,曾國藩於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則可，助剿蘇、常則不可“.其後，據清朝廷說，”因上海吃緊，英法兩國幫同戰守，是以始示羈縻，未經阻止“,使得華爾的”常勝軍“進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軍猛烈反擊，大隊湧進，華爾畏之如虎，慘無人道地焚毀二城而逃。事後，英國領事吉必勳聲稱，是年秋天將調印度兵來華大舉進剿太平軍，作為報複。通商大臣崇厚聽到這一信息，大為讚賞，建議朝廷”許其興兵，約其助剿，即令由鎮江一路水陸並進，直搗金陵賊“.並且說，此時英國侵略軍已與太平軍為仇，中國約其戰亦戰，不約其戰亦戰，與其不約其戰而虞無窮之患，不若約其戰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階級欲與外國侵略軍相互勾結，以鎮壓太平天國的猙獰麵目，完全暴露無遺。但是，較為開明的議政王奕訁斤不同意崇厚的意見，他上奏說：“若令外國帶兵入內地攻剿，不特得一處代守一處，足為中國腹心之患：即得一處焚毀一處，亦實為地方瘡癰之災。”又說：“以內地城池竟全委於外國，無論流弊滋多，即使並無他意，亦太覺中國無人，實為外國輕視。”事下曾國藩等會商時，曾國藩於六月二十二日上奏，冷靜地分析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按指焚毀青浦、嘉定二城事），斷無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賊之事。”“兵頭縱有此意，國主未必允許；印度縱有兵來，其數未必能多。”又說，萬一果調印度兵前來，則當“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正告外國侵略兵：中國的災難，由中國來承擔。作為皇帝，自然擁有強國的辦法，不會因時勢艱難而向外邦求援。作為臣子，自然有應盡之職責，豈能輕易向外借兵而貽笑於他人？這是曾國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對“借洋助剿”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