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助剿”的名義下，英國兵進駐上海，法國兵進駐寧波，垂涎三尺的俄國也照會清廷，擬派俄國兵船水師提督頗頗福帶領兵船來“幫同中國官兵堵禦擊退”.事下曾國藩等議籌，並詢問可否讓俄艦駛入裏下河，會同江北水師防剿。曾國藩認為，“裏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卻可以將俄國兵船安置於通州、海門以下，遙壯聲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見，曾國藩是不反對”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蕪湖、梁山一帶官兵戰守之處，恰與洋人會合“,湘軍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見輕外國“,活活地畫出了他自己主張勾結外國侵略者以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嘴臉。事實上，他曾調白齊文的洋槍隊圍攻金陵。但他與外國人的勾結，是有條件的，即與洋兵會攻，”要自有為之主者與之俱進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軍為主師，而以洋兵為偏師。當時，湘軍的兵力尚未抵達蘇浙，淮軍新建，甫至上海，隻堪自守，不能遠征，因而沒有勁旅與洋兵會戰。曾國藩籌思道：”若使洋兵“轉戰內地，但有西兵，而無主兵，則三吳父老方迓王師而慰雲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懼之情”.曾國藩的這種考慮，是出於極想利用洋槍洋炮，但反對洋兵喧賓奪主，以致授柄於彼。他這種既擬引狼入室，又積極設法防範的方針，基調仍然是要引進西人長技，為我所用，以進行地主階級的自救。
3.師夷長技，為求自強建工廠
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一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參加，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日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因此，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愛國性昨進步性，人們也有了更多的認同。
辦洋務，圖自強，固國本，這是曾國藩人在官場，為清王朝所辦的又一件實事、大事。
自1840年起，中國就飽受外國列強的入侵，一係列不平等的條約壓得中國人喘不過氣來，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徐圖自強的救國方略。比曾國藩年長17歲的湖南邵陽人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救國強國主張，這主張像閃電霹靂一般耀眼驚心，得到了海內外有識之士的強烈反響，曾國藩是將這一主張變為現實的最早的先行者之一。
曾國藩作為社稷之臣，由家及國，考慮中國的富強之道。
曾國藩認為，中國的落後，隻是軍事裝備、科學技術的落後，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中國就能走上“自強”的道路。他在奏折中說：“外國技術之精，為中國所未逮。如輿圖、算法、步天測海、製造機器等事，無一不與造船練兵相表裏。……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長之事，中國皆能究知，然後可以徐圖自強。”
曾氏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較早使用西洋新武器，從而認識到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他認為這既能“平內患”,又能“勤遠略”以抵禦外侮。於是他第一個辦起了新式軍火工廠安慶內軍械所，第一個同意和支持容閎所提“覓製器之器”的建議從而辦成了江南製造局。這在一定意義上說，又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的。
安慶內軍械所是曾國藩在攻陷安慶後的鹹豐十一年（1861）秋冬之交創辦的。早在上年十二月初，曾國藩就上奏清廷說：“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這裏所說的“永遠之利”,就是一年後他所說“剿發逆”“勤遠略”,以期漸至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思想。
湘軍攻陷安慶，曾國藩即著手籌建兵工廠。他派人尋覓到了無錫徐壽、華衡芳等科技人員，並通過江蘇巡撫薛煥的訪求，於鹹豐十一年（1861）十一月由薛煥將徐、華送赴曾國藩軍營效力。徐華到後，即奉命籌建機器局。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文正嚐憤西人專攬製機之利，謀所以抵製之，遂邀雪村創建機器局於安慶。”可見建安慶局是有抵製洋人利用火器買賣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該局籌建之時，也正是奕訁斤與赫德醞釀購置和建立“阿斯本艦隊”之際；而次年李泰國赴英辦理“阿斯本艦隊”的購置組建事宜之際，也正是安慶內軍械所試造小火輪初見成效之時。因此，自造輪船也有作為“阿斯本艦隊”對立麵而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