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並不是一名單純的學問家，他始終將自己置於國家藩屏的位置，為挽救清王朝所麵臨的滅頂之災，他不是從學術的角度，而是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去吸收和利用學術領域中某些合理因素，為封建統治渡過難關而服務。因此，他不能不把經世致用之學放在重要的學術位置上。在他之前，人們常把學問分成義理，詞章，考據三種，經世致用之學是包括在義理之中的。曾國藩卻認為：”為學之術有四個方麵：一是義理，二是考據，三是辭章，四是經濟。“他讚同將經濟之學從義理之中獨立出來，從而將經濟之學放到和義理、詞章、考據一樣重要的位置上。
曾國藩對於經世之學的研究，主要是反複研讀了《會典》和《皇朝經世文編》。在研讀《會典》和《皇朝經世文編》的過程中，曾國藩對秦蕙田所著的《五禮通者》一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覺得該書”自天文、地理、軍政、官製都薈萃其中。“
經世致用作為一門關於國計民生的學問，雖在明末由黃宗羲，顧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時，卻一度低落。道光年間，尤其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伴隨著內憂外困，龔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則徐等人，再度高舉起經世致用的大旗。開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麵對日益落後的清王朝，提出”師夷之長技“,目的就是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反抗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從某種意義上理解，”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是經世致用思想在”內憂“、”外患“的”千古奇變“情況下的發展。曾國藩早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講求經世致用，並接受林則徐、魏源”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向西方尋找救國之良方，也是順理成章的。
曾國藩由理學經世到倡辦洋務，這也是他高於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家之處。絕大多數正統的理學家，都主張：治國之道在於尊崇禮義而不在尊崇權謀。為政的根本在於獲取人心而不在於一些雕蟲小技。堅決反對將西方先進技術引到中國，以解決清王朝所麵臨的危機。曾國藩雖然也講求理學，但務實的精神，卻使他擺脫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向古代學習，應多看書籍，向現在學習，則要多找榜樣；向有經曆的人求教，則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觀的人請教，就會明自其中的教訓經驗。這種”多覓榜樣“、”知其效驗“的務實精神，正是曾國藩由理學家到洋務派的思想基礎。
但是，曾國藩絕對不可能意識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使生產力得到發展，必然會引起東方社會的漸變，而這種社會的漸變，又必然會引起對理學以至整個封建製度的衝擊。曾國藩主觀上不願看到的這種結果，卻由他自己在倡導，自己在開辟。他在中國傳統文明受到西方物質文明的劇烈衝擊的情況下，從進行地主階級自救出發，不自覺地成為了”洋務運動“的始作俑者，成為了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客觀上刺激了挖掘封建主義墳墓的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產生與發展。在這裏，主觀願望和客觀效果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說：”我們已經看到，在曆史上活動的許多個別願望，在大多數場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預期的效果。“曾國藩的曆史正是這樣。
作為清王朝後期著名的理學家，麵對著統治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政權，曾國藩從單純的學問家行列跨出，承擔起鎮壓太平天國的重任，以拯救清王朝的滅頂之災。為更好地服務於清王朝的統治。曾國藩不是從學術的角度，而是從政治目的出發，廣泛吸收和利用清代諸種學派，尤其是漢學的認識論和治學方法的合理因素，以幫助清王朝封建統治渡過難關。而對於那些固步自封，不肯跨越學科界限的迂儒，曾國藩予以猛烈的抨擊，認為經學都是局限在某一領域，純粹的尋章摘句，有如井底之蛙，實在好笑。倡導治學方麵應”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這使得曾國藩在認識論和治學方法上，目光要比囿於理學範圍的同時代官僚遠大、實際。為此，曾國藩能夠借助於多種方式去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曾國藩開始擺脫夷夏大防的心理，漸漸接觸一些有關介紹西方情況的書籍，例如徐繼佘的《瀛寰誌略》，比較重視當時自然科學，包括傳入中國的西方自然科學的成果。曾國藩認為：寶劍長矛不鋒利，就不能斬斷東西，鳥的羽毛沒有豐滿，就不能飛得很高。在整個鎮壓太平天國過程中，他高度重視武器的作用，並不斷地引進西方武器，如在初建湘軍時，他克服重重困難，多方采購洋炮，用以裝備水師，希圖與太平軍爭奪水上優勢，湘軍在清朝正規軍屢戰屢敗的情形之下，出師即取得了湘潭、嶽州兩次戰役的勝利，曾國藩認為取勝的關鍵在於武器精良。於是，他屢次陳請鹹豐皇帝支持其用西方先進武器來裝備湘軍。曾國藩雖然比較重視自然科學的成果，但是，他的思想體係還無法超越封建主義的範疇，他所接觸的科學成果主要是由傳教士所帶來的曆法、技藝、火炮等方麵的成果，它無法代表近代自然科學的最重要的成果。這隻能使曾國藩借助於先進技藝去為封建統治服務，卻無法使他產生一種超越封建思想體係的思想，而對封建的思想文化形成根本性的衝擊。這就勢必形成他要將太平天國的打擊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與向西方尋求新思想的行動一並加以誅滅，這就注定曾國藩在堅持維護倫理政治觀念的同時，從西方接受的隻能是殖民主義的奴化思想，而這種思想特點是保留中國的封建統治秩序，使得西方列強統治中國合法化。正是這種對內頑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對外接受部分西方自然科學成果，又無力擺脫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構成了曾國藩興辦洋務的思想基礎。而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加快了他倡辦洋務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