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於派幼童出洋是為了適應洋務運動發展的需要，洋務派早就有對學生”各習一藝“的要求，所以盡管留學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還是學到些長技的。光緒三年（1877），也是第一批學生留美的第五個年頭，李鴻章即指示容閎等人說：”中國所亟宜講求者，煤鐵五金之礦，未得洋法，則地寶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才，”如出洋學生內有穎異可造之才，望送入礦務學堂“深造。因而一時學礦學者較多。又如，在臨撤回前半年，李鴻章因電報需才，電告即將任滿的駐美公使陳蘭彬，轉請容閎趕速在幼童中”擇其穎悟純靜，尚未入大學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處電報館遊曆，講求電學“.容閎照辦了。因此，幼童中還有不少專業技術人才，對後來中國實業的發展起了較大的作用。除眾所熟知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在中國鐵路建設中所作貢獻外，黃仲良先後擔任滬寧、津浦鐵路總經理，粵漢鐵路副局長，黃耀昌、陳榮貴、唐國安、梁普照、郵榮光、鄺景揚、陸錫貴等，成了首批礦業工程師；朱寶奎，周萬鵬、袁長坤、程大業、吳煥榮等均在電線電報方麵作出重要貢獻。
總計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學生，除早夭十二人和私人經商等事共約二十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國人員中，在實業界鐵路、電報等企業任工程師、經理等技術和管理者有四十四人，外交官和翻譯官十六人，海軍、海關官員、學校教員、醫生等方麵工作者約二十餘人，可見幼童留學回國對中國近代化起著一定作用。
總之，曾國藩在同治年間，是中國”自強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凡製造輪船槍炮、翻譯西書、派遣留學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憑著他堅挺地支持或指導擘畫，才得順利推動。
5.經世致用，勤遠略以期中興
被稱為封建社會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國藩，其理學經世思想為眾人所知。作為一名儒學大師，他在義理，詞章，經濟等方麵都有很深的造詣。在晚年，麵對著列強環伺，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他卻積極主張”師夷長技“,並躬身實踐，興辦洋務，成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務派。理學家與洋務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銳對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國藩身上卻兼而有之。那麼，在曾國藩的思想上，是什麼使它們統一起來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對各家學派采取了開放、寬容的態度，屏除了門戶之見；二是他積極倡導經世致用，講求實用之學。
曾國藩在潛心研究理學的過程中，繼承了朱熹”理一之論“的宇宙觀。他主張：即以為理在氣先，由理來主宰世間的萬事萬物。出於捍衛這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的純潔性和正統性，他對於”氣一元論“樸素唯物主義又采取了堅決批判的態度。作為封建社會的士子，他在哲學思想上堅持”理一元論“的宇宙觀，完全是出於對封建倫理作為統治宇宙的無上法則觀念的維護。他將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關係中的仁敬孝慈和綱維五倫的道德規範，視為由”性“和”命“決定的。而在理學中”性“、”命“、”理“屬於同一範疇，於是，封建的倫理原則遂於至高無上的天理相等同。在曾國藩看來，自覺地服從封建倫理綱常，是人們的本份。正是從這一高度出發，自覺地維護以君權為核心的倫理，便成為曾國藩一生的政治準則。
但是，清王朝所麵臨的各種統治危機，並不是單憑”義理“所能解決的，理學”罕言製利“的倫理觀念與現實危機之間產生了矛盾。為解決封建統治所麵臨的各種危機，在認識論上，曾國藩則更為重視格物致知的認識方法。在清政府麵臨內憂外患的情形下，曾國藩認識到了實事求是在認識上的影響和作用。為了地主階級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眾“,來加強統治階級的團結。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門戶之見，進行學術兼容，互相吸收和彌補，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來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衝擊下，曾國藩意識到，無論漢學還是宋學，都無力解決所麵臨的社會危機，必須尋找新的出路。於是，曾國藩在堅持以義理為本源的程朱理學基礎上，並不固守前輩舊有的陣地，主張”一宗宋儒，不廢漢學“,明確表示應兼取漢、宋二家學說之所長，使儒家學說在新的形勢下能更好地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因此，曾國藩在治學過程中，沒有將自己局限在哪一個領域，隻要是傳統文化的精華，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隨唐鑒、倭仁學程朱理學之前，他就在潛心鑽研古文和經世之學，雖然唐鑒告誡他”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學習程朱理學的同時，仍然對古文保持著極為濃厚的興趣，以致於對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的文章達到”日夜以誦之不厭“的程度。曾國藩自踏上仕途起，對”做官做久了，更加崇尚一些虛浮的文句“的現狀十分憂慮。他希望能從前史中尋找到一二”濟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