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我都始終相信非裔美國人宗教傳統的力量，那是一種可以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而今天在座的一些領導者就已經體現出了這種力量。由於具有特殊的曆史，黑人教堂更能切身體會到《聖經》中的一些教義，例如要讓饑寒交迫的人們吃得飽、穿得暖，要敢於挑戰權威等。從他們爭取自由和人權的鬥爭過程中，我明白，信仰不僅僅是身心疲憊者們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難所，而是這世界上讓人變得主動積極、觸手可及的東西，是希望的源泉。
大概正是出於這種對於苦難的切身理解，再加上苦難正是在困境中堅持信念的基礎，教堂的工作使我學會了從另外一個視角看問題。我想今天有必要在這裏加以說明。
有了信仰不代表你就沒有了疑惑。
你需要來教堂的最初原因就是因為你是這世界上的唯一，而不是世界的旁觀者。你需要擁抱上帝，正是因為你有罪行需要饒恕，是因為你是個凡人，在艱苦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陪伴。
正是出於這些深刻的理解，終於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聯合教會，我穿過那裏的走廊，受浸成為基督徒。這是我個人的選擇，並非是因為看到了神靈的顯現。我一直存有的疑問也並沒有因此而奇跡般地消失。但在那個南郊教堂裏，當我雙膝跪在十字架麵前時，我似乎聽到了上帝的召喚。我讓自己聽從他的意願，並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頌揚的真理。
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無論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猶太教徒還是穆斯林，都經曆過和我類似的精神曆程。有人生來就是教徒，其他人則遇到過生命中的轉折點。然而他們並沒有因此就和其他人的信仰與價值觀區別開來。實際上，這是他們的信仰與價值觀的力量源泉。
這就是為什麼，如果我們真誠希望和別人談論一下他們的想法，為他們著想，交流彼此的希望和價值觀，那麼作為進步分子，我們就不能完全舍棄宗教這個話題。
倘若我們不去討論如何才能成為一名稱職的基督教徒、穆斯林或者猶太教徒，倘若我們隻是消極地談論是否應該做禮拜，哪裏不應該做禮拜，而不是去積極地討論我們對於彼此的義務何在，倘若我們總是對宗教場所和傳教節目敬而遠之，因為我們認為教徒們不會歡迎我們，那麼總有別人會來填補這一空白，那就是那些信仰狹隘或者利用宗教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們。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同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教徒們接觸，告訴他們我們所堅持的立場，那麼傑裏·福爾韋爾、帕特·羅伯遜和阿蘭·凱斯之流定會繼續當道。
更根本的原因是，進步人士對於宗教內容的抵觸，使得我們無法有效地從道德層麵來解決問題。其實有些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隻是文字遊戲。如果我們將所有含有宗教含義的詞語都刪除，那麼我們就消滅了這些宗教意象和術語，而上百萬美國人民正是通過這些才了解到自己的個人道德觀與社會公平的含義。
我們隻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沒有談到“主的審判”，或者金牧師“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中沒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正是他們這飽含真理的召喚，鼓舞無數人實現了看似無法實現的夢想，將我們的祖國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懷抱。
作為進步分子，如果我們沒有充分利用好國家這一道德基礎，那麼這種失敗則不僅僅是文字方麵的了。我們對於“說教布道”的恐懼也使得社會道德觀和文化觀在解決我們目前最棘手的社會問題方麵所起的作用大打折扣。
畢竟，貧困問題與種族歧視問題、沒有社會保險與失業人口的問題，都不僅僅是在尋求完美的“十點計劃”過程中出現的技術層麵問題。這些問題深植於社會的漠不關心與個人的麻木不仁，源於人類的不完美之處。
解決這些問題的確需要政府政策的改變，但也要求我們的內心和思想同時進行改變。例如，談到讓槍支遠離市區這個問題時，我相信，我們的領導人也會要求槍支製造商做到這一點。但我同樣相信，當一個持槍歹徒麵對著人群瘋狂掃射的時候，他一定認為自己以前從來沒有贏得過別人的尊重。我們的社會就存在這樣一個道義問題，這個年輕人的內心中有個缺口，而這個缺口單靠政府力量是無法彌補的。
我相信我國的反歧視法規應該大力執行，但我同樣相信我們國家各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也應實現良心和道德上的轉變，並發自內心地接受多樣化。這樣取得的效果要比大批律師製定的法律所起的效果要好得多。更何況，他們企業當中還有更多的律師。
我認為，我們應該將納稅人的錢更多地投入到對貧困家庭孩子們的教育當中去。我認為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 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Marian Wright Edelman）是一位貧窮的黑人浸信會傳教士的女兒，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南方長大。她靠打工念完了大學和法學院，之後來到首都華盛頓，成為馬丁·路德·金領導的“窮人進軍運動”的法律顧問。瑪麗安·賴特·埃德爾曼1973年在華盛頓創建了“兒童保護基金”互助組織，幫助貧窮、患病、被人忽視以及受虐待的兒童，因其卓越的貢獻，被稱為“美國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