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到來的時候，商城縣躍進公社畝產水稻30009斤，光山縣鋼鐵公社畝產31302斤，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達到了48925斤，衛星一個比一個放得高，牛皮一個比一個吹得大。
這年8月，吳芝圃已被提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他宣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四年實現共產主義。
河南的衛星頻頻上天，其他地方的衛星放得更高。
1958年7月份，各媒體先後刊登湖北省長風農業生產合作社，早稻畝產15361斤，放了一個大“衛星”。隨即，農業部公布夏糧產量同比增長69%，總產量比美國還多出40億斤。畝產萬斤糧的消息見報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人們都在議論紛紛，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錯了聽錯了？
之後，各地區抓農業的領導幹部，親自抓“試驗田”。到了秋收季節，畝產萬斤糧的報道，便接踵而來，比比皆是。更有甚者，畝產不僅能夠產萬斤糧，而且還能夠產十萬斤糧。
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報》報道，天津市的東郊區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12萬斤，並稱在田間的稻穀上可以坐人，讓群眾參觀。到了10月8日和10日兩天，《天津日報》又分別報道天津市雙林農場“試驗田”，畝產稻穀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時轟動全國，可稱得起畝產之最了，真可謂壓倒群雄獨領風騷了。新立村的“試驗田”，毛澤東主席親自視察過，既然是領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國也就名聲大噪了。
農業戰線上的高產“衛星”不斷升天，豐收的喜訊不斷傳來，對工業戰線也是個很大的促進。為了學習農業經驗，於1958年10月份，由天津市共青團委員會組織青年幹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參觀農業豐收展覽會，並到徐水縣參觀。因為徐水縣在“大躍進”的過程中，曾經放了一畝地產山藥120萬斤、小麥12萬斤、皮棉5000斤、全縣糧食畝產2000斤等高產“衛星”。毛澤東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縣視察時，縣委書記張國忠親自向毛主席彙報的，毛澤東聽後大加讚許。從此，徐水縣這個名字響遍全國，一時成為“大躍進”的明星，各地的黨政領導幹部紛紛來到此處學習取經。
就是在這樣的時候，許家印來到了人間。
違反規律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1959年、1960年河南連續發生特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造成的災禍終於徹底敗露。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河南省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比1958年下降22.9%；農業產值35.55億元，同比下降8.9%。
城鄉民眾陷入饑餓中，在廣大的農村，疾病橫行，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
到了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麵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當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到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1961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31億斤，比1958年的449億斤下降了218億斤，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受全國政治氣候的影響，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仍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大躍進”的結果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裏不準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裏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裏隻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
在全國一片“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熱情中，在一片由於饑餓而發出的痛苦的呻吟中，許家印艱難地成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