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與折磨對於人來說，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錘，打掉的應是脆弱的鐵屑，鍛成的將是鋒利的鋼刀。
——“俄”契訶夫
想象困難做出的反應，不是逃避或繞開它們，而是麵對它們，同它們打交道，以一種進取的和明智的方式同它們奮鬥。
——“美”馬克斯威爾·馬爾茲
霧氣彌漫的清晨，並不意味著是一個陰霾的白天。累累的創傷，就是生命給你的最好的東西，因為在每個創傷上在都標示著前進的一步。
——“法”羅曼·羅蘭
1958年10月9日，許家印出生在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高賢鎮聚台崗村。
金秋時節，原本應該是收獲的季節，是歡笑的季節，是美好的季節。但對於當時的中國和河南而言，這一年卻是一個噩夢的開端。
我們都知道，欲認識一個個體的命運，先需認清其所處的時代，或者把這個個體放在他所處的時代中，要給他塗抹上時代的真色彩，切莫孤立地去看他。隻有如此，才更能清晰地認識一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到底是怎樣被他的時代打上深深的烙印，也才能真正走進這個人物的心靈。
許家印出生這一年的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總路線”由於內容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很快為群眾掌握，很長時間內成為動員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口號。
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對此做了解釋，認為總路線的精神表明，黨的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實行技術和文化革命。他還就經濟發展中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作了說明。
總路線的提出，一方麵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盡快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狀況的普遍願望，另一方麵它誇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忽視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自身規律。尤其是宣傳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輕視了“好”和“省”，客觀上推動了“大躍進”盲動行為。
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大躍進”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大躍進”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由於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誇風泛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及隨後全黨展開“反右傾”鬥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
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大躍進，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幹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又再度全麵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並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在那個年代，身處中國中部的河南迅速成了“大躍進”的急先鋒，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這裏首創了“人民公社”的模式，放出了全國第一個高產“衛星”。
當時，河南省省長兼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的吳芝圃曾向毛澤東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
6月8日，《河南日報》報道駐馬店地區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三天後，該農業社便放出了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畝產小麥353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