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對蔣介石不能沒有一個說法，正好此時他胸部舊病複發，便借口想在香港專心治病而向蔣介石告假。同時，他給周佛海寫了一份長篇報告，表明日本政府此時準備把和平運動的矛頭指向汪精衛。
汪精衛既高興，又有些猶豫，他最怕的不是國內影響，而是怕日本人說話不算數，最後雞飛蛋打，落個身敗名裂。
汪精衛召集梅思平、陳璧君等人共同商量對策。
陳璧君越俎代庖，替汪作了決定。她說：“隻要日本在禦前會議上承認汪先生出來領導和平運動，汪先生是願意出來的。”
這時候，高宗武病情加重，吐血不止，以致臥床不起。
汪精衛和周佛海隻好決定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至香港，出麵與日本人聯係，獲取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諾，並開展進一步的談判。
為了迷惑蔣介石，汪精衛讓周佛海將高宗武的報告如實呈報給蔣介石。
蔣介石接到報告後，對於日本方麵仍舊不肯將他作為談判對手，大為不滿。他將秘書長陳布雷找來，怒氣衝衝地責問：“高宗武真是個混賬東西，是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汪精衛和周佛海在這時候把梅思平選為高宗武的後繼人選，自有其打算。梅思平，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大學，當過大學教授，後任南京附近被國民政府評為模範縣的江寧縣縣長。
梅思平沒有留學海外的經曆，也完全沒有與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交往的曆史，因此，由他代替高宗武，雖然多次往返於重慶、漢口、香港和上海之間，卻也沒有人注意到他是在與日本方麵進行聯絡。
汪精衛與日本人的暗中勾結，一時間把蔣介石蒙蔽住了。
梅思平在汪精衛、周佛海的授意下來到香港，與高宗武一道，繼續與日本特務西義顯、伊藤芳男會談。
會談中，梅思平正式提出了汪派關於“和平運動”的試行方案。由於梅思平的堅持，會談的關鍵成了日方必須承認由汪精衛出麵主和這一前提。初步談判後，經雙方幕後人物同意，決定將談判地點改在上海。土肥原派今井武夫到上海，具體負責談判工作。梅思平將香港會談的情況，專程回重慶向周佛海、汪精衛作了彙報。汪精衛等商定了中方的和平基本條件並最後定稿，由梅思平帶往上海，與日本正式代表進行會商。為了保密起見，梅思平、高宗武等人都分別單獨乘船來到上海。1935年11月12日，梅思平先於高宗武一天到達上海。當晚，今井武夫就請他到一家日本酒館進餐。梅思平穿著鞋子在日式榻榻米上走來走去，還坐到壁龕裏去，弄得今井等人不知所措。梅思平說，這是他初次與日本人交談，也是第一次吃日本菜肴。他一麵夾著生魚片，一麵苦笑著說道：“從此我也將被人們稱作漢奸了吧？”第二天，梅思平、高宗武與今井武夫等日方代表進行了會談。會談的焦點，是汪精衛既要賣國，又要名分。但是既然賣國的大政方針已定，那麼技術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
對於這一點，土肥原有著充分的信心，他指示日本談判代表，一拖二壓，汪派遲早會頂不住的。果然，雙方在一些技術問題上糾纏一段時間後，終於達成妥協。
11月20日，從早晨起，影佐和今井就與中國方麵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進行了協商。影佐隻是在會談開始與結束時參加了一下，一切都由今井負責。到這時候，雙方實際已經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項目，隻是在措辭上做了一些修改，極其簡單地就結束了會談。
晚上19時，雙方在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上簽字蓋章。根據這一協議：
日本和中國共同防共，締結日華防共協定；中國承認滿洲國；日本人在中國領土上有居住權和營業自由；日華經濟合作；中國賠償日僑損失；日本發表解決時局的條件時，汪精衛立即聲明與蔣介石斷絕關係，同時俟機成立新政府。
11月21日，從上海返回東京的影佐禎昭和今井武夫將“重光堂會談”的結果向陸軍大臣、參謀次長、土肥原中將和有關的部、課長作了彙報。
第二天，板垣征四郎陸相帶著影佐和今井兩人前往首相官邸，將會談結果向“五相會議”各有關官員作了報告並征求同意。經過商定，由近衛首相以近衛第三次聲明的形式予以發表。
今井得到土肥原和日本內閣的答複後，於11月26日返回上海，與伊藤芳男一起待在旅館裏，專等中國方麵的答複。在香港，今井通過西義顯和參謀本部的大田梅一郎負責與中國方麵聯絡。梅思平於11月25日乘飛機從香港返回重慶，與汪精衛、周佛海等人進行了協商，然後重新帶著同意的複信，於12月1日回到香港。這樣，在以土肥原為首的日本間諜的策劃下，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敵活動正式付諸行動。土肥原在為日本對華侵略中所做的工作可謂殫精竭慮，雖然他的計劃一步步得逞，但其反人類、反和平的行徑最終必受到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