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料理完偽滿洲國的事後，又把魔爪伸向了內地城市。
在上海虹口公園東體育會路7號，有一幢兩層的小洋樓，四處洋溢著濃厚的日本氣息。這套花園別墅原是日本人的私人別墅。上海八一三事變後，這裏住進了日本兵。後來，土肥原看中了這個小院子，在這裏設立了特務機關，並把那座主體建築小洋樓命名為“重光堂”，以此作為土肥原特務機關的代號。
為了進一步推進在給大本營陸軍部的報告中所提出的所有謀略工作，土肥原徹底改造了日本在中國的特務係統。他保留了原來軍部和外務省在中國設立的各個分支機構，但是在這些機構之上，又設立了四大特務機關，各司其職，避免互相掣肘。
這四大特務機關是：專門負責對汪精衛一派策反工作的“梅機關”；以兩廣為對象的“蘭機關”；以華北為對象的“鬆機關”；以重慶為對象的“竹機關”。
而對汪精衛的策反工作，則是土肥原對華謀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對於這一關係重大的特務工作，土肥原選中了參謀本部第八課即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來負責。
汪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省，20歲時留學於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專科，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他的才華和大膽實幹受到孫中山先生的賞識。
辛亥革命後，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因與蔣介石的矛盾，他幾次下野外遊。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一度出現蔣汪合作的局麵，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成為親日派當之無愧的頭麵人物。
全麵抗戰爆發後，汪精衛竭力反對抗戰。他一直試圖影響蔣介石，在南京未陷落前，為中日和談之事給蔣介石寫信十多封，當麵也談過多次。
由於有汪精衛的“抗戰必亡論”作後台，一些親日投降派開始聚集在他的周圍，製造和談的輿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灣八號周佛海家的地下室中，利用防空襲的機會聚會，議論“和戰問題”，大肆散布“戰必大敗，和未大亂”等失敗主義論調。
這時出現了一個絕好的機會，那就是利用中日和談的幌子另立新的中央政權。汪精衛暗想，隻要他搶在蔣介石前麵向日本方麵拋出“橄欖枝”，日本方麵就一定不會虧待他，新的中央政權的首腦人物就非他莫屬。
何況近衛首相的第二次對華聲明中還明確表示：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是要協助中國建立“真誠與帝國合作”的新興政權。這就更令汪精衛興奮了。
所有這一切，都沒有逃脫作為日本“對華特別委員會”負責人的土肥原的眼睛。他所從事的工作要找的不正是汪精衛這樣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嗎？
土肥原指示華中地區的所有特務係統，密切注視汪派的動作，一有異常，立即通報本部，以便及時采取措施，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的機會。
收到這份指示的，不僅有參謀本部和外務省在華的兩大特務係統，還有其他日本機構在華的長駐機構，比如同盟通訊社上海、南京支局，“滿鐵”駐上海、南京特派員等。
汪派也在加緊活動。身為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周佛海，為了打通與日本方麵的聯絡，以“必須搜集日本情報”為由，在漢口設立了一個機構，讓高宗武任主任。
在土肥原的幕後策劃下，一切都在秘密狀態下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這時候，高宗武也得到了蔣介石的默許，準許他以秘密身份前往日本試探中日和談的可能性。
土肥原認真分析了中國方麵的要求和西義顯等人轉來的其他情報。他一眼就看出了中國方麵最高領導層所堅持的，是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實現對日和平，但是由於日本方麵已經拋出了近衛對華聲明，在國際國內都造成了強烈的反響，因而希望日本能夠改變近衛聲明，重新發表聲明。
高宗武在日本逗留期間，與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進行了會談。所有的會談都由今井武夫陪同。
今井武夫把高在日本期間的所有談話整理出來，報告給土肥原。土肥原從中看出來一個明顯的變化，這就是，高宗武似乎不再熱心於以蔣介石為中心解決日中兩國間事變的方案。
土肥原決定親自見一下高宗武。
這次會談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高宗武和土肥原都很興奮，這兩個人在當時的背景之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土肥原是負責對華和平工作的首腦人物，高宗武不會不知道；高宗武既是汪派熱門人物，其訪日又得到蔣的默許，這一雙重身份土肥原更是再清楚不過了。
就在這時，日本在華間諜向日本政府和軍部報告說，國民黨內部已經出現嚴重分歧。這就更堅定了土肥原以汪精衛為對華工作重點的決心。
高宗武回國之前，土肥原托今井武夫轉告他，日本的意圖是懇求蔣介石下野，沒有改變主意的打算，目前也沒有這種可能性。這樣，高宗武離開東京後，沒有到漢口或重慶，而是來到香港。他怕到漢口或重慶後受到蔣介石的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