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說母親一生受盡人世間的所有之苦——辛苦、勞苦、艱苦、痛苦。陳氏有子女五人，先後四人病歿，惟有雷震一人尚在，就成了她在這個世界上惟一“最可親、最可靠、最可依念”的親人。母以子貴，每次相見，陳氏總是情不自禁地將心中的繾綣情愫和寂寞之苦一吐為快。陳氏晚年最大的夙願，就是希望自己身後也能安葬在蘇州吳縣太湖洞庭山。她覺得那裏“風水好”，不僅九泉之下可心安理得，且“存歿均安”和“子孫高發”，這也是她後來之所以將雷錦貴和原配範氏夫人移葬在那裏的緣故。陳氏每次與雷震談及此事時，態度十分堅決。雷震表示：一定遵命辦理，絕不食言。抗戰八年中，雷震開始進入權力核心，在國民黨內部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
抗戰勝利，雷震參與籌備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及同年11月的“製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被記者們公認為“南京第一忙人”（陸鏗語），無暇顧及母親陳氏的下葬之事。及至後來行政院改組，雷震出任政務委員，此時並無固定職責，這才得以抽身前往蘇州東山數次，為陳氏踏勘墓地。在表叔丁鶴人的協助之下，總算在父親雷錦貴墓地東麵較高的一處坡地上，為母親選定了最後的墓址。此處藏風聚氣，溫暖異常；枇杷樹、楊梅樹成林；佇立遠眺，但見太湖浩瀚，水天一色，風帆上下，鷗鳥群飛，且與雷錦貴之墓遙相對望，完全符合陳氏遺命中的各種條件。1947年秋天，陳氏正式下葬於此，其墓碑由雷震老友於右任先生所書。1978年6月9日，八十二歲高齡的雷震在給老友立法委員王新衡 的一封信中，談及母親之慘死仍悲憤不已：
我母親三十四歲守寡，茹苦含辛，撫養我們弟兄成人，後來兄與弟相繼去世。而日寇侵華時，常到我鄉騷擾，說她幫助地方上的遊擊隊。平時敵人來時，我母親和家人逃到後麵山上自建茅屋內暫避。這一次我母親患病不能走動，遂臥在小船中停在對麵汊港裏。敵人來我家搜索時，看到對麵河港裏有幾隻小船停泊著，遂發射硫磺彈燒船，家人避到田溝裏，母親不能走動因而燒死。時為民國二十七年陰曆正月二十一日。我在武漢獲此凶耗，曾至黃鶴樓上慟哭一場。
民國三十七年（應為三十六年，作者注）回家葬母，因見厝在石壇上的棺木業已腐朽，另換一口棺材時，看到母親的屍體燒得隻剩下幾根骨頭，使我又大哭了一場，因而恨透了日本人殘忍成性，以殺人來滿足其征服的欲望。來台後，我寫了《我的母親》一文，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刊出，本擬分作八期刊畢，不料被誣陷坐牢，《自由中國》半月刊也因而停刊。茲將已刊出的一段奉閱，請兄看看有什麼不妥之處。
實際上，《我的母親》是一部近二十萬字的書稿，前後共八章，書名原為《對母親的回憶》。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雷震將書稿請胡適先生審閱，胡適建議書名似可改為《我的母親》，雷震後來照辦了。1960年5月14日，胡適給雷震回信說“……《對母親的回憶》，我匆匆讀了，很感興趣。長興與我家鄉相去不過一百多公裏，竟完全是兩個世界，我竟不知道這個太湖、苕溪區域的情形。你的記載很有曆史意味——如河南移民的一類問題。我也覺得此中記你自己的事情太多（例如第（一）章的大部分可刪除）……文字似須仔細刪削。
如原第一頁的第一個句子，長到200多字……” 1977年9月，雷震深感生命來日無多，遂將《我的母親》一書自費印出兩百本，並注明“非賣品”，準備分送給子侄及至友作為最後的紀念。不料書印好後，尚在裝訂之中，即被台灣警備司令部連同原稿全部沒收，印刷廠老板劉某也遭到拘留。雷震怒不可遏，當即給過去的“老朋友”蔣經國寫信，責問道：你可以寫《我的父親》，三個月內賣了八版之多，我為什麼不能寫《我的母親》，而且還是“非賣品”，難道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蔣經國將此信轉至國民黨中央黨部，警備司令部自知理虧，忙將原稿和預付的一萬五千元印刷費全部退回，雷震這才罷休。
1989年3月，在紀念雷震逝世十周年之際，傅正 主編的四十七冊《雷震全集》經由台灣桂冠圖書正式出版（原叢書計劃出版47冊，實際出版43冊，缺第7冊《雷案平反記》及第24-26冊《中華民國製憲史》，作者注），《我的母親》一書作為第八冊收入全集之中，雷夫人宋英女士為全集寫了序言，其中有“如願以償”之句，而其子雷德寧也說，父親“一生受祖母的影響最大” 。
1912年，雷震考入湖州“浙江省立第三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