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於此，不單單想到第三任總統之誰屬，同時還想到第四任、第五任，以至無窮。我們誠知，憲法已規定得有“總統”選舉的程序，當然無需另立製度。但憲法所規定者，隻是民主憲政的格架，而非為其實質。我們一直到現在，對“總統”候選人之選拔，似乎誰都不知道究竟應遵照怎麼樣的一種方式。第一，政黨政治沒有確立；第二，今日之執政黨及其它黨派的內部民主，也都沒有確立。這樣，我們可說根本上就缺乏一個新的“國家領袖”得以產生的機體。……行憲垂十年，責任內閣，事實上還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致此，一方麵可能是由於一黨執政，為時過久，民主政治各方麵的製衡作用，無從發揮；另一方麵也可能是由於曆屆的行政首長，類都為蔣公一手提拔的後輩，就難免要多受一點蔣公個人的影響，以致對施政的得失成敗，都未能負起積極的責任來，國家成了一個由蔣公獨柱擎天的局麵。這種情形，也是不能行諸永久的……
這篇社論再次提及軍隊國家化問題。自民國成立以後，“幾乎從來就是把長官個人視為軍隊效忠的對象，士卒知有長官而不知有國家，這已成了不容易打破的傳統”。雷震在文中問道：“除了蔣公以外，是否還有人能夠僅憑個人的威望來統率三軍？即令能得其人，這種辦法又是否能與我們所希望建立的民主政治相符合？”胡適應胡健中之邀，寫了一篇題為《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的短文。此文以故事而時論，曲徑通幽，巧發奇中，取艾氏比蔣公，勸後者要做到“三無”，即“無智、無能、無為”。
也就是說，希望蔣介石能夠做一個“無智而能‘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胡適在文中還回憶了自己最初與蔣介石的交往，“我在二十五年前第一次寫信給他，我勸他不可多管細事，不可躬親庶務。民國二十二年，我在武漢第一次見到他時，就留下我的一冊《淮南王書》，托人送給他，做一個國家元首最好參考參考淮南王的思想……”徐複觀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麵》，以心理學的視角而切入，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蔣介石的性格，他說：“……蔣公的機會和才能，本可以當中國的華盛頓或林肯，但他到現在為止，還不能說是成功的華盛頓或林肯，這是什麼原故？因為華盛頓和林肯，心裏不滿意國會，但非常忠實於國會；心裏不滿意憲法，但非常忠實於憲法；心裏非常討厭那些異己的人，尤其是華盛頓，但對於異己的人在公務的接觸上，是非常誠懇而親切有禮；遇到兩方有爭執的時候，總是克製自己的情感，拋棄自己的成見，站在超然的立場，作誠懇底（不是偽裝底）折衷調處……”
徐複觀的這番話，巧妙地點中了蔣介石與民主政治不相兼容的專製形象，同時他也建議“把學校中教授三民主義的時間，分一半出來教授憲法”，建言已經十分具體了。夏道平的文章從言論自由說起，要求從現在起就有效地保障言論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是諸項基本人權中之一項，人權而冠以‘基本’二字，是表示這幾項人權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件。基本人權不是邦國或政府所賦予的，而是先於邦國或政府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