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自由中國》以社論《這樣的地方選舉能算‘公平合法’嗎》作出回應，指出國民黨在完全把持管理和監察工作的前提之下，很容易將投票時的違法舞弊做得沒有漏洞，加上國民黨在此次地方選舉中采用違法的助選方式，又控製了投開票的全過程，無論怎麼說，國民黨“哪有不獲得‘絕大多數勝利’的道理”。《自由中國》又說：“民主自由是要靠大家努力爭取來的，今後惟一有效的補救方法，就是要靠這些篤信民主政治的人士，大家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以與國民黨抗爭” 。這時無黨無派及在野黨派的台灣本地候選人在這次選舉中，因麵對國民黨不公違法而多有失利，“終與批評國民黨不顧海內外反對意見而違法修憲的自由派人士結合了起來” ，先前自由派人士一直蘊釀的反對黨，因此也進入了一個實際籌備階段。
5月18日，雷震參加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選舉檢討會，共有六十二位台灣籍與大陸籍人士到場，雷震、高玉樹等七人被推選為主席團主席。在會上，“大家一致抨擊國民黨選舉舞弊違法，如唱票張冠李戴，黨外人士廢票增多。管理員替未到之選民代捺指紋投票”等，會議進而從最初“對此次地方選舉的檢討”轉到了“主張組織新黨”這一問題的討論上。對於這次組黨行動，雷震心中一直有所不安。他在5月19日日記中說：“這次會議，我非主動者，但是讚成人，我們不參加，他們也要自動的出來組織，因選舉舞弊太甚，而南韓事件 又鼓勵了他們，我們參加之後，還可以防止惡化。”這篇日記顯示，此次組黨台灣本土政治精英為主要力量，大陸籍人士並非積極參與者，隻是讚同或支持而已。盡管雷震對此持有一種謹慎態度，但他主導下的《自由中國》這時已成為台灣反對國民黨威權政治的一種精神象征，他本人因此也成了新黨運動中的核心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籌組新黨的第一個目標，並非是想“取而代之”，隻是為下一屆地方選舉作準備。
相對於此間台灣反對黨運動逐漸走高，當局也加緊了對自由派人士的監視。7月下旬，雷震接到一個神秘電話，稱“國民黨已決定打擊反對黨的策略：一為軟化吳三連 ，二為困擾高玉樹 ，三為打擊雷震”。電話還提醒雷震“盡量不要步行，以防止製造假車禍，到公共場所飲食應特別小心，以防下毒” 。台灣《新生報》南部版此時亦刊出新黨背後有所謂共產黨支持的“大字新聞”，無疑成了國民黨當局對籌組中的新黨“抹黑與戴帽子”以便打擊的一個信號。這時《自由中國》半月刊並沒有停止發聲，仍在不斷刊發支持組織新黨的文字，雷震則以耳順之齡全力投入到這次組黨的工作中。他在日記中寫道：“關於新黨，我當盡畢生餘力以助成之，這是我們時代的使命”，而且“責任艱巨，不可失著”。這種勇往直前、為民主政治而獻身的精神與毅力，顯示了雷震的人格力量，而作為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對理想之堅持與使命感，是無法以‘失意政客’或‘尋求個人政治複出’等個人利害思考方式概括認定”的 。而殷海光執筆的那篇著名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表示此時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一樣，誰也阻擋不住：
……近十幾年來，國民黨權勢核心人物，使出渾身的力量，實行“加緊控製”，他們是否收到什麼效果呢？從一方麵看，他們的確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在這個小島上，他們確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唯利是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台灣把有人格、有節氣、有抱負的人很有效的消滅殆盡了。他們控製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製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製著藉唱萬歲而飛黃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了成千成萬當麵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製著台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而外，他們還控製著什麼呢？
這篇社論刊登在《自由中國》1960年9月1日第23卷第5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