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被捕，意味著一個自大陸在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宣揚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時，以其自身的努力投身於實踐而遭遇的一場大悲劇，顯現出一代知識分子從坐而論道到起而行之的艱難處境。這種為民主的犧牲精神，雖不能見容於執政當局，卻深深地影響了台灣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民主自由的認知與追求，真可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台灣學者錢永祥在接受一次訪談中認為：“台灣第一批的自由主義者，就是《自由中國》半月刊這批人，開始跟國民黨發生衝突……”而“像雷震本身就是國民黨內部的人……後來逐漸演變，國民黨做事情的方式與他們發生衝突，形成困擾，尤其是對自由主義的信念形成了很大的威脅，這批人的批評矛頭，就逐漸轉向國民黨，特別是蔣介石和蔣經國……如果說台灣有所謂自由主義的論述、自由主義的思潮、自由主義的言論的話，那麼，那是從《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的。”尤其是當雷震等人將其民主信念付諸實踐， 從原本的“清議”開始變成一種權力重新分配的具體行動時，就逾越了國民黨當局所能容忍的極限。“雷震對國民黨的批評將近十年時間，國民黨很不滿，發動了很多次的輿論的攻擊，但是沒有動手抓人。這裏有很多原因，包括美國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關係。還有胡適之是《自由中國》的支柱，國民黨對胡適之總要留一點麵子。可是到最後，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結合，要組黨，國民黨馬上就動手了……”
一“自由中國運動”
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局勢發生逆轉，知識分子在政治上麵臨不容回避的選擇。
以台港學者任育德對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幾種選擇路線的分析，認為大致可分成四種：即“一，對國民黨、中共均不支持，如張君勱等。二，不支持國民黨，並不反對中共，如梁漱溟、羅隆基、儲安平、陳寅恪、沈從文等（動機不同但行動相近）。三，不支持國民黨，支持中共，如‘救國會’諸人。四，支持國民黨，反對中共。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雷震等” 。其中第二、三種人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後，即投身於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一度成為中共的同路人及親密同盟；而第一種人士，如張君勱、左舜生等，在政治上雖與胡適、傅斯年、雷震等人有一定距離，但持有的反極權的態度則頗為相近，主要分歧則反映在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上。張君勱、黃宇人（國民黨團派人物）等人在“淮海戰役”後即立主蔣介石下野，並對由蔣來領導政府改造中國的現狀不抱任何希望。這一派人士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選擇非蔣控製的港澳地區，成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即時人所稱的“第三勢力”，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一種新的解決之道。
他們“傾向與落實民主憲政的中華國民政府合作，以召開救國會議，落實民主憲政，為合作對抗中共的前提” 。由於在政治上並無優勢，又偏於香港一隅，張君勱等人的政治期待最終還是落空，這些人當中甚至有不少人被國民黨當局列入“不得入台”的黑名單中。相對於這一派人士，以胡適、王世傑、雷震為代表的一批具有自由主義理念的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與蔣介石及其政府維持著一種較好的互動關係。1949年前後，他們雖然對動蕩時局有所不滿，但在國共和談破裂之後，如胡適奉命出國，雷震協助湯恩伯防守上海、廈門等地，在行動上支持蔣介石，致使蔣日後在台灣複職時對這一派人士另眼相看。但胡適、雷震等人在政治上對蔣的支持並非無條件。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引退時，雷震不斷勸說友人擁蔣，卻也明確表示，這種立場是以蔣能否尊重自由派人士意見為前提的，“否則各行其是” 。
1949年春，胡適在赴美途中，顛簸在太平洋上，寫下兩篇影響深遠的文章，一篇是《自由中國的宗旨》，一篇是《〈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彰顯他本人對民主自由的篤信不移。《自由中國的宗旨》包括四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與民主的社會”。
有過國民參政會、政治協商會議經曆的雷震，在這一年三月與許孝炎、傅斯年、俞大維、王世傑、杭立武等在滬上聚會，草擬方案，號召信仰民主自由的人士團結起來，成立自由中國大同盟（即自由中國運動），預備組織自由中國社，並以出版刊物與辦報的方式，對時局發表他們的看法。《自由中國的宗旨》顯然“是包括胡適在內的一些人，……要想辦一份報紙或刊物，作為‘自由中國運動’的起始” 。隻是當時局勢對國民黨極為不利，胡適、雷震等人最初在上海辦刊或辦報紙的設想遂成為泡影，“但這種在政治、軍事力量之外，以思想言論結合人心，以對……極權進行長期鬥爭的信念，廣泛存在於1950年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心中” ，除《自由中國》外，其他在台創刊者如青年黨的《民主潮》、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香港發行的《民主評論》也都是在此態度之下開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