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想中的新政黨，應當是平淡無奇而富有自由平等的氣象的；應當是人權的一種自由結合，約束不能不有，總以越少越好；黨員有關心一切重大政治問題而加以研究的必要；黨內對政策及世界一般情況的研究組合，愈多愈好，須讓他們自由發展，不要以黨的力量去幹涉，尤其不要去指導，凡自命能指導別人的人，都是世間第一等不安分的人；黨員的行為，隻受國家法律的限製，別無所謂黨紀，黨員的進退，一以對政策的異同為準，不得夾雜其它的作用；黨不能課黨員以無限的義務，黨員亦不能對黨存無限的依賴；要讓黨內的人才，有充分自由表現的機會，黨內也可能有派，但分派係由對一個或若幹個重大問題有了不同的看法，絕不是結合一群人來排斥異己，搶飯碗；凡黨員均以參加政治而不拋棄本業為原則。
雷震構想中的反對黨是一個較為鬆散的組織形式，並以其開明的政策來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最終達到執政的目的。《自由中國》半月刊從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連續刊發這方麵的文章二十餘篇，從不同角度來證明在台灣必須組建一個新的政黨的必要性。此後，雷震等人的組黨理念進入一個實質性的籌備階段，其中有兩點與以往在《自由中國》上的主張有所不同，“第一點，這個反對黨是為下屆地方選舉而產生的，故地方選舉為這個反對黨的核心；第二點，這個反對黨之組成分子已不再像早先所主張，以民、青兩黨人士，加上國民黨內自由派為主，而是以無黨無派之台籍人士為核心，而民、青兩黨及國民黨內人士則隻是‘可能’包括在內。這裏所顯示出的，便是至少在此時雷震心目中的反對黨已然跳出原來的框架，而在要求選舉公平的這一個方向，雷震尋求到了反對黨主張的施力點” 。在1960年5月18日針對地方選舉結果所召開的檢討會上，強烈主張組建新的政黨的呼聲成為與會者的一種共識。當時甚至有人提出民、青兩黨自動解散，另外組織新黨。這次會議決定“另組新的強大反對黨問題，由座談會與民青兩黨團協商進行” ，由此拉開了台灣中國民主黨籌備工作的政治序幕。
自己去做那個“妄人”
1960年5月25日下午四時，雷震、夏濤聲去南港胡適寓所，將組黨計劃詳細報告。胡適聽了至為興奮，對雷震說：“不和台灣人在一起，在新黨不會有力量。” 胡適的這一態度，給當時積極參與組建新黨人士以極大的鼓舞，雷震更是信心大增。關於胡適與此次組黨的關係，長期以來說法不一。以《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為例，胡頌平說這一年6月3日上午雷震與夏道平二人去胡適那裏，表示“……他們仍要組織一個反對黨。先生勸他們不必組織反對黨，而且一定沒有結果的。他們不很接受先生的勸告，隻好由他們去了。” 胡頌平的這一說法與同一天的雷震日記出入較大。雷震在日記中是這樣說的：“上午十一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看胡先生，對新黨要在艾森豪未到前發表一事，征詢胡先生意見，他不讚成。他誤解了此事與美國總統連在一起之事。……濤聲請他做顧問委員，他未拒絕。
” 這裏所謂“在艾森豪未到前發表一事”，指的是那份“選舉改進座談會的聲明”，這是傅正根據此次會議內容而寫的，“幾乎都當做創黨宣言，因而胡適一再認為太消極，乃至社長夏濤聲辯解時引起胡適不快……” 當時美國總統將於6月18日訪台，胡適在給雷震的另一封信中又說：“你們要組黨，本來同美國人無幹，更同艾總統的來台無關，……把兩件不相幹的事，故意連係在一起，叫人看上去好像有點相幹——那是不誠實。” 查胡適日記，1960年5月30至6月30日整整一個月均為空白，倒是雷震日記一天不缺，給我們留下了一點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