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白居易指出：“太宗憑借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的繁榮。”從經濟方麵說，唐太宗撥亂反正，采取“與民休息”政策，使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而唐玄宗則注重文治，貫徹富民政策，“致天下之肥”，把日漸發展的社會經濟推向繁榮階段。唐玄宗雖然沒有係統的活躍的經濟思想，但他與決策集團在實現“致肥”的過程中，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見。
“富而後教”。開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唐玄宗在製書中說；“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才能固本。”這些前哲至言，玄宗特別欣賞，說：“永言理道，實獲朕心。”那麼，怎麼“安存”百姓呢？他認為，重要的一條是“食為人天，富而後教。”事情過了九年，他又一次頒詔雲：“既富而教，奚畏不理！”
所謂“富而後教”，的確是唐玄宗的重要經濟思想。“富”，要注重物質生產；“教”，要注重儒家彝禮。這兩者之間有個誰先誰後的問題。古來多數統治者往往重“教”而以“富”為恥，存有“為富不仁”的傳統觀念，不怎麼強調百姓的衣食之、“富”。唐玄宗是個比較務實的君主，他把“富而後教”提高到治國的高度，既兼顧了富與教，又置富於教之上，很有管子的“倉廩實而知榮辱”的經濟思想遺風在富的內涵方麵，還有一個國富與民富的關係問題。天寶二年（公元 743年），玄宗在詔書說：“古之善政，貴於足食；將欲富國，必先對人好。”把“足食”富民擺在“富國”的前麵，體現發藏富於民的思想。因為隻有百姓富足了，封建國家賦稅才有源頭，皇室貴族官僚地主才有揮霍的物質來源。凡是開明的政治家，沒有不強調“家給人足”的重要意義。
唐玄宗對“家給人足”有一個逐步加深的認識過程。開元初，經曆王室多難的動蕩狀況，他隻是設想罷了，“思使反樸還淳，家給人足。”開元中，由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出現了“開元之治”，認識也就到達了新境界：“為國之道，莫不家給人足。”到了天寶時期，他總結了“臨馭萬邦，迨今四紀”的統治經驗，認為已完成了這個目標。溫飽無虞，人易自重，教易收效，就像他在《天長節推恩製》裏所說的：“衣食既足，則廉恥乃知”，就能實現“富而後教”了。
反過來看，“教”也能促“富”。所謂“教”雖然是指禮義，但並不全是空洞的理論，而是滲透到各種“勸農”的政策中去。早在開元二年（公元 714年），玄宗就督責州縣“仍加勸課，循植農穡。”過了二十年，再次強調：“農桑之時，不妨礙剝奪他們的時間，州縣長官，隨時勸課。”如果勸課無效，則輔之以猛，對於遊業浮墮與不勤稼稿者，則特令“懲肅”。這就從思想和法製兩方麵把致富的手段與目的結合起來了。
當然，發展生產是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唐玄宗和大臣強調：“贍人之道，必廣於滋殖”，就指民務稼穡，才能豐衣足食之意，反映了他的發展農業生產是致富的根源的思想。隻有把生產搞上去了，才能為公私提供足夠的消費財富；而勸農，就是催促農民發展生產的思想環節。由此可見，勸農致富的教育，在唐玄宗經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濟生人為意”。北宋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李覯，以前總結過“開元之治”的曆史經驗，指出：唐玄宗“為了安天下，濟生人為意，這就是為什麼所以興也。 ”所謂“濟生人為意”，就是“惠養黎民”思想的表現，這是開元時期經濟政策的一個特色。
開元元年（公元 713年）冬十月，玄宗親自接見京畿縣令，“戒以年成不好惠養黎元之意。”開元三年（公元 715年）盛夏，他身居避暑台榭，感慨道：“天其養生，在物最靈，惟人最貴。”天地之間人最貴，由此出發，自然地要引申出體恤思想；而從恤人思想又會引發“惠養黎元”的政策措施。具體地說，主要有災蠲賑濟與恩蠲惠免兩種類型。
其一，災蠲與“富教”有內在聯係。農民遭災，已成貧民，先要濟貧，然後才能致“富”，就是玄宗所說的；“將給小康，必弘厚貸。”在“必弘厚貸”方法中，設置義倉就有這個意思。他說：“義倉元（原）置，與眾共之，將以克濟這個人，豈徒蓄我王府。”義倉積穀，並不是為“王府”而設，作為防荒備災之用。這是取之於民、還之於民的一種公共設施；例如排除貪吏舞弊，不能不說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濟貧救災措施。州縣除義倉外，有時也動用當地倉儲來幫助他們。如開元十四年（公元 726年）秋，全國發生水災加旱災，玄宗詔遣禦史中丞宇文融檢覆“賑濟”。至於京師逢災，則動用太倉賑濟。如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關中久雨害稼，京城鬧饑荒，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目的是賑濟貧民。這是京師無償賑災發糧最多的一次。
災蠲不局限於發放救濟糧，還有采取減免當年與來年租稅的措施。如開元五年（公元 717年），河北發生澇及蝗災，頒令不用繳納今年租。過了六年，河南府遭水災，玄宗下敕說： “（今）不支濟者，更量賑給，務必使他們安全的生存。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年），玄宗於東都親耕籍田，特地下製雲，“天下諸州損免處，稅地先矜放，其非損免處，有貧乏沒有繳納的人，並一切放免。”
其二，恩蠲，一般說來，與災情無關，多屬玄宗喜趕上重大慶典時的特殊蠲免，頗具推恩意思，並不常有，但一旦恩蠲則遍布全國，惠及周流。開元天寶時期，全國性的恩蠲主要有三次：第一次為開元二十七年（公元 739年），玄宗加“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尊號，下敕曰：“百姓間有時有乏絕，不自支濟者，應須蠲放和救濟。”第二次為天寶七載（公元 748年），玄宗受冊加“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尊號，大赦天下，百姓免來繳租庸。第三次為天寶十四載（公兀 755年），玄宗頒《天長節推恩製》，宣布“天下百姓今載租庸，並宜減半。”
以上所說的措施，反映了唐玄宗“濟生人為目的”，維護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蠲免賑濟雖然不是主要的、直接的致富的方法，但是仍算得上是間接的致富手段。正如玄宗本人所說：“比歲小有僭亢，頗非豐稔，遂使開倉賑濟，空圄恤刑，兼蠲徭省賦，所以得家給人足。 ”顯然，“家給人足”局麵的出現，也是跟“惠養黎元”的措施緊密相聯。
“男耕女桑不相失”。大詩人杜甫《憶昔》一詩稱讚“開元全盛日”時，尤其提到“男耕女桑不相失”。征之史實，並非虛語。這是唐玄宗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
我們都知道，男耕女織是封建社會小農經濟最根本的生產形態與勞動分工形式。耕桑及時，就會獲得豐收。曆來開明的政治家都強調“不奪農時”，唐玄宗也是這樣。他認為，“衣食本於農桑”，當不容忽視。“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養民之道，必須以耕為本，輔以之織，使耕織一起進行，粟帛兼顧。要做到這個，一要不失農事，二要不妨農事。
怎樣做到不失農事呢？唐玄宗除了頒詔勸農外，還命禦史督察，去往各地，巡行勸課。直至天寶十三年（公元 754年），他還重申縣令須加視察：“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農桑，均其力役。”妨農的舉措莫過於力役，玄宗為了不讓力役擾亂人們，多次頒詔雲：“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強調停止妨礙農事的“不當緊的事”。
當然，唐玄宗對農業的重視，其實是關心賦稅收入。因為封建賦稅的實物方麵，不外乎農產品與絲麻織品兩類，玄宗依仍繼承唐初的租庸調製，征收糧食與絹布。他關心男耕女桑，目的是防止小農家庭的破壞和逃戶的出現。他頻繁勸農，教誡官員切勿“擾以妨農”、致失農時，是與國家“錢穀不入，杼軸其空”，稅利損失是有聯係的。“男耕女桑不相失”，為農民創造豐收產品增加收入條件，也為國家增加稅收，可以說是公私兩利。這就不難理解唐玄宗把男耕女桑提到“為國之道”的重要地位，以及為什麼強調“勸農務穡，國政攸先”的目的。
“我無事而民自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執政於王室危難的時候，他曾選擇摘取道家某些思想觀點來治理經濟環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早在唐睿宗時，諫富辛替否上疏陳時政，提出“以無為為妙，按照兩卷《老子》”來治理天下。當時尊崇道家學說的潮流，對太子李隆基很有影響。玄宗即位後，除了尊崇儒學外，還大力提倡道教，弘揚玄元的作風。他曾對輔臣說：“同歸清靜，共守玄默。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正月，下令天下士庶家藏《道德經》一本，以此闡明“清靜”之政。爾後，又親自研讀並注釋《道德經》，總結了理國、理身的重點。
首先，根據經文，發揮了清靜致富的經濟思想。他引證經文所說：“我不做什麼而人自化，我無事而人自富，我喜歡安靜而人自正，我沒有欲望而人自樸。 ”這裏，將節欲、凡事簡易作為治國的起點。從主體的無為、無事、好靜、無欲，達到客體的自化、自富、自正、自樸，表現了道家“無為而治”的哲理。唐玄宗特地對“我無事而民自富”一句作了這樣的解釋：“上無賦斂，下不煩擾，耕田鑿井，家給民足，所以說雲而民自富。 ”這就是從道家思想中概括出的治國要領。
其次，要做到“我無事”，就必須“少私寡欲，以虛心實腹為務。”他引證經文曰：“不貴很難得到之貨，不見可欲”，不以珍物為貴，見到想要的東西之物，當作視而不見、望而不想一樣，不為小東西所動，當然知足為足了。人一旦知足了，就會沒有私心和欲望與虛心實腹。唐玄宗有八句道訣雲：“以不貪為寶，以知足為富。內保慈儉，外能和同。念身何來，從道而果。少私寡欲，夷心注元。 ”這就是從道家思想中總結出的治身之道。
第三，以《道德經》作為理國、理身的根本，是以“清靜無為”融會貫通的，折射在經濟思想上就是：“愛民者，使之突然死搏，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的一生都安定，不言而化也。此無為也。”這裏，服役的百姓不受到傷害、務農去煩、使民樂生等三條構成了“清靜無為”的大體內容，為推行富民政策與勸農措施提供了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唐玄宗孜孜不倦致力於“富而後教”、“濟生人為意”、“男耕女桑”以及“清靜無為”，自有很大的積極意義。雖然這些思想帶有虛偽的騙人的色彩，什麼“愛民”，什麼“少私寡欲”，並沒有那麼一回事，而且唐玄宗本人向來以多欲奢豪為特點，但是，仍然不能否定玄宗經濟思想多少付諸實踐而取得很大的成果。
凡是提到開元盛世的，幾乎沒有不引杜甫《憶昔》詩的。詩人讚頌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都豐實。九州道路無豹狼，遠行不勞吉日出……”美麗的詩句當然不是實錄，但確實是盛唐的形象史詩。開元盛世，曆來有口皆碑。唐朝著名的政治家陸贄說：“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歐陽修在《新唐書？玄宗本紀》讚曰：“開元之際，幾乎是太平的。 ”明清之間的王夫之更從上下曆史的比較中，得出了如此的結論：“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矣。”的確，開元時期社會非常繁榮，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的黃金歲月。
社會經濟的繁榮。開元時期社會經濟的演進，大約分為兩個階段。
開元十二年（公元 724年）以前稱為發展時期。唐玄宗即位於危難的時候，麵臨著長期政局動蕩遺留下的各種問題，最要緊的是要采取各種措施來治理政治經濟環境。他限製佛教勢力，不允許新營佛寺，將僧尼還俗，目的是增加勞動力。一再頒詔體恤農民賑災，強調不奪農時，勸以男耕女桑。推行括戶授田，改革賦役，把流民列為編戶，安置農業生產。罷除冗吏，去掉奢侈浪費；罷不急之役，以待農閑。這些措施的綜合治理，都是以發展農業生產為中心任務而展開的。至開元十二年，取得了大豐收，就像群臣上言封禪所說：“年穀屢登，開辟以來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