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所受的戒律稱具足戒，這是一般僧人上升為高級僧人時才有資格接受的佛門大戒，一生必須遵守250條戒律，而領受此戒之前，必須具足各項條件和要求，所以稱具足戒。凡受此戒的僧人，便進入高僧大德之列，成為最高級別和最正規的僧人。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在受戒儀式之前，與會的學者大師及佛學前輩首先對玄奘由普通沙彌轉升為比丘的資格進行討論認定。大家對玄奘平時的學識水平及戒行操守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由道基大師宣布，玄奘正式獲得比丘資格，然後按照佛門規矩開始受戒。道基大師將具足戒250條戒律逐條高聲念誦，玄奘一一領受承諾。受戒畢，道基大師為玄奘披上了紅棉袈裟。在一片悠揚輕柔的梵音聲中，玄奘雙手合十，口念佛號，向各位大師一一躬身施禮。此時與玄奘在一起學經的空慧寺僧眾，也為玄奘的出師感到高興，他們用經唱形式念起了功德經。這年玄奘22歲。
受戒之後，玄奘取得了傳經授徒、獨立開學的資格。他打算離開成都，到各地遊學深造。臨行前，道基大師鼓勵他說：“學習佛經貴在理解奧妙精義，重在修持求證。如果局限於一師一地，孤陋寡聞，是無法進入上乘境界的。”可是，二哥長捷法師勸阻玄奘說：“漂泊多年，好不容易安穩下來，有了立腳之地，到哪裏再找比成都更好的地方呢？”玄奘理解二哥的心思。自父親亡故以來，兄弟二人相依為命，形影不離，這次自己一人外出，二哥自然放心不下。想到這裏，便向二哥說道：“亂世思定，人之常情。我外出求學深造，是為了學得正果，安逸之地可以拋開，請二哥放心。”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春天的一個清晨，23歲的玄奘在屋中留下一張字條，背起早已準備好的行囊，在哥哥窗前默默地道了別，然後大踏步走出空慧寺，走出了世外桃源一般的成都城，又開始了五年的國內遊學生活。
離開成都後，玄奘由岷江泛舟東去，經峨眉、穿三峽，到達荊州（今湖北江陵縣），住天皇寺。在此為聽眾講《攝論》《毗雲》，曆時一夏一冬。當時坐鎮荊州的漢陽王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聽說玄奘開設講壇，便親自前去拜訪，還把手下的僚屬以及僧俗兩界有才學的人都帶來了。這些人一見麵就提出各種問題，當中有的是誠心求教，有的是故意刁難。但玄奘有問必答，排疑解難，引經據典，應對自如。結果，誠心求教的人深感相識太晚，故意刁難的人則心悅誠服。漢陽王佩服玄奘的才學，當即贈送了大量禮物，玄奘全部留給天皇寺。當時又有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60高齡的智琰大師也對他執禮甚恭。
24歲的玄奘沿長江而下，過揚州等地，折而北上，直達趙州（今河北趙縣），從道深法師學習《成實論》。25歲來到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從慧休大師學《雜心》和《攝論》。26歲來到長安，以雲遊客僧名義住大覺寺。先後跟道嶽學《俱舍論》，跟法常和僧辯學《攝大乘論》，又隨玄會學《涅槃》，曆時兩年。
玄奘遊學來到長安，是他第二次到長安，長安城已今非昔比，高僧薈萃，佛學昌盛。玄奘與眾僧切磋佛學，學業精進，聲譽鵲起，很快在長安城中有了“佛門千裏駒”之稱。朝廷的官吏對玄奘的聲名也有耳聞。左仆射蕭瑀，（相當於宰相之職），拜會玄奘，準備上折奏請皇帝，讓玄奘住持莊嚴寺。他把這一想法告訴玄奘，玄奘對蕭瑀說：“我出家以來，求學洛陽，拜師成都，走遍燕趙，曆訪周秦各地，學習佛經已經17年，為的是掌握佛學真諦。可是現在的佛學，經本不全，派別紛爭，所講義理，常常各執己見，對佛學的流傳極為不利。我想到印度去，追本溯源，親自閱讀貝葉經典，求取真經，然後再回到中土傳播，這樣才可能對振興佛學，對大唐的昌盛更為有利。”蕭瑀見玄奘意在西行，便不再提奏請之事。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玄奘為學梵語，多與在長安的西域僧人接觸，積極為出國做準備。恰好這年冬天，中印度學者波頓從海道到達長安，住興善寺講學。他是印度權威學者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的學生，據說能記誦大小乘經典各十萬頌。此時玄奘正在研究國內剛剛興起的瑜伽之學，但苦於缺乏原始梵文經本，便去拜會波頓大師，向他求教。波頓大師說：“印度有個大乘佛學的權威，人稱戒賢法師，正在那爛陀寺講學，他著有《瑜伽十七地論》，是現在瑜伽之學的最好經本，可惜我沒有帶來。”聽了波頓的指點之後，玄奘往印度取經留學的目的更為明確，“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