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20年代的最後幾年是法國社會發生變革的重要時期。一戰期間，法國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曾飽受了沉重的戰爭之苦。戰爭給法國社會帶來了動蕩和危機。人們對戰後的社會現實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滿。而與此同時，戰後法國的意識形態卻顯得空前活躍，呈現出各種思潮迭起、文壇上革命不斷的局麵。這種反常的現象恰說明了人們不滿現狀，焦於危機，想擺脫自我困頓和精神萎靡的心態，也恰恰反映出社會公眾那種急於探索，渴望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的躁動心情。這一時期，法國知識界的一些有識之士，出於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將許多外國劇作家的戲劇搬上了法國的戲劇舞台。這些反映現代思想觀念的國外戲劇作品給法國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引起了思考的熱潮。其中如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社會問題劇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對社會舊道德、舊秩序的抨擊，以及波蘭戲劇家皮蘭德婁的劇作對現代人自我困頓的探求，都給予了戰後的法國人以極大的啟示。無疑，這些異國劇作家的作品，在法國引起了一場思想觀念上的震動。但是，這場舞台上的革命所呼喚和預示的更廣闊的背景，卻是一場波涉整個法國思想界的，有如山雨欲來風滿樓般的思想浪潮。麵對當時法國社會上因循守舊者所要拚命維護和捍衛的正統觀念和道德，戲劇這個文學藝術界的輕騎兵首先向法蘭西傳統文化發起了衝擊，因而也首當其衝地遭到了守舊派的猛烈攻擊。而與這場舞台革命交相呼應的是代表法國20年代文壇旗幟的各種反傳統的現代派文藝浪潮。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是流行於這一時期的較有影響的文學藝術思潮。這些新思潮高舉反傳統的大旗，目的就是要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來一場徹底的革命，以摧毀現存的價值體係和傳統的思想觀念。受這些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影響和新的文藝思潮的衝擊，法國公眾的觀念，尤其是年輕人的思想觀念開始發生轉變。人們不再對傳統的東西頂禮膜拜，不再恪守著舊的道德規範和習俗，而是急於要擺脫陳見的束縛，傾向於接受新的見解，確立新的價值體係。當然，在整個20年代中，絕大多數充任這場運動急先鋒的是法國的青年人，他們更傾向於選擇非道德主義，喜歡標新立異和打破陳規。而年老的一代人則更多的是對社會的劇變、年輕人的偏激和駭世驚俗的行為表現出不滿和不理解。他們感歎世風的敗壞、法蘭西文化的衰敗。
在20年代，思想領域的革命又在法國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的女權運動。這場運動的發起人內莉·魯塞爾先是支持其丈夫的內兄保羅·羅班在法國大中小學中向學生進行性教育的舉措，此後她又同法國人口增長全國同盟進行鬥爭，反對政府把婦女變成生育工具的做法。她呼籲婦女起來鬥爭，提倡注重避免生育的條件和尋求性的快樂，強調婦女應確立一種新型的性觀念。但是內莉·魯塞爾的努力在當時並未得到響應，而且她的行為還遭到了法國報界守舊派人士的抨擊。人們指責她主張非道德，將婦女引入誤區和歧途。但是綜觀20年代的法國，新舊思想的衝突和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文學革命的變革更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發展，也促進了人們思想上的解放。
不可避免的是，這場新舊思想的矛盾衝突與鬥爭也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家庭裏展開。1926年，西蒙娜年過18歲。作為巴黎大學的女大學生，在對社會諸多方麵問題的認識上已有不少獨特的見解。這些見解一旦在家庭中流露，就遭到父母驚訝的反駁，於是論辯就自然發生。例如父親喬治對法蘭西戲劇舞台上的新近變化感到不滿，他尤其蔑視易卜生的戲劇。他認為易卜生使社會的道德退化了。而西蒙娜則認為易卜生指出了社會不健全的症結之所在，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劇作家。在婚姻問題上父親喬治認為男人有權“在婚約上捅幾個口子”，而妻子卻必須嚴守貞操。而西蒙娜則主張夫妻要絕對平等，相互尊重，雙方都享有同樣的權力。她極不讚成父親這種男權至上的觀點，在內心深處對父親的這些觀念及其所做所為已表現出強烈不滿。正是基於這種明顯的不滿和無奈的悲哀，西蒙娜才在其以後的著名論著《第二性》中重點抨擊了父親所主張的這種封建夫權的思想，呼籲婦女要自主地爭取自身的解放。母親弗朗索瓦茲盡管讚成女子應該接受教育，但她認為現代教育有不負責任的傾向，會使女兒誤入歧途。而西蒙娜則與母親的觀點相反，她認為自己以前所受的傳統教育，包括人們向她灌輸的那些道德標準，存在著許多問題。兩代人的爭論常常相當激烈，雙方都堅持己見，拒絕接受對方的觀點。從這些爭論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感覺到了父母的固執守舊，也意識到了兩代人在思想觀念上的代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