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前後的戰爭期間，對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讓——保爾·薩特來說，是一個迭宕起伏、榮辱俱存的時代。這期間，既值波伏瓦因莫裏哀中學之控而棄教失業，及薩特於戰中被俘而身陷囹圄的多事之秋，也是西蒙娜的《女客》出版和薩特一係列文章完成的豐獲之年。更重要的是，這一年是他們發起著名的存在主義運動的標誌點和裏程碑。
薩特自因釋回國後，積極地參加巴黎的地下抵抗運動。他四處呼籲，奮力筆耕，用文學的形式宣傳他的政治主張，支持抵抗運動。該年初，他參加了全國作家委員會，並為法共領導的地下刊物《法蘭西文學報》撰稿。同年4月，他的三幕劇《蒼蠅》發表。該劇於6月2日在西岱劇院上演。彩排那天，在大廳裏，薩特與年輕的阿爾貝·加繆初次結識。《蒼蠅》的上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使薩特成了巴黎記者爭相采訪的熱點人物。同年10月，薩特的哲學論著《存在與虛無》出版，該書的題辭是獻給波伏瓦。此書的出版，又引起了巴黎文化界和讀者的廣泛關注。當時，評論界把薩特在這本論著中所闡明的哲學稱之為存在主義。薩特對此表示抗議，他反駁批評界：“我的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算什麼學說。”不管薩特本人樂意不樂意，但他已被報界、評論界視為二戰期間法國思想界最有影響的人物。薩特的聲名鵲起，對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極大的安慰。這一年，西蒙娜在經濟上主要依賴於薩特。在薩特的鼓勵下，她也開始結交巴黎名流，經常出席朋友、名人的聚會。在二戰行將結束的最後一年，任《戰鬥報》編輯的阿爾貝·加繆常常請西蒙娜和薩特撰稿。為此，他倆在《戰鬥報》上發表了一係列報道巴黎解放的文章，這些文章極大地鼓舞了巴黎人的鬥誌。
二戰結束前的最後一年及戰後，西蒙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時期被她自己稱為“道德時期”，實際上是其存在主義思想形成與發展的時期。1944年波伏瓦發表了一篇哲學隨筆《庇呂斯與西奈阿斯》。在這篇哲學隨筆中，波伏瓦闡述了“境況”的概念。她在文章中分析了人在現實中所處的種種境況，指出了人在境況中作出選擇與行動的重要性。在《庇呂斯與西奈阿斯》中，波伏瓦對比了庇呂斯與西奈阿斯的人生態度。西奈阿斯否定選擇行動的意義，他認為：假如人們為了要回自己的家，那又何必出行；需要停下來休息，又何必開始行動。而庇呂斯則肯定行動、選擇的意義，他主張人活著就應該賦予其生命一種意義，而通過行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波伏瓦在文章中闡述了在同一類境況中，不同的選擇會導致境況的變化。她對“境況”的闡述，對後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受波伏瓦有關境況的概念的啟發，後來薩特創立了一種新劇種——“境遇劇”。此劇專門把人物置於某一境遇中，促使人物作出某種行動或選擇。薩特在其境遇劇中，提倡了自我選擇的意義。
二戰結束後，法國經濟蕭條，社會動蕩，戰爭和德國法西斯的統治給法國人民造成了難以愈合的精神創傷。而這一時期，法國報紙披露了德國集中營中屠殺猶太人的暴行，新聞媒界對集中營的報導不斷引起了人們的震驚。加之美國在二戰末，將第一顆原子彈投到了日本的廣島。新型殺人武器的使用使人們對戰爭的殘酷性有了新的認識。一種厭戰，逃避現實的情緒在法國蔓延。而戰後的現實又使人們看不到希望。因此，這一時期，悲觀主義、虛無主義思想抬頭。人們重新又生活在一種新的恐懼、厭惡、絕望、消極的狀態中。麵對這一現實，薩特、波伏瓦和他們的朋友梅勞·龐蒂、雷蒙·阿隆等人共同創辦了《現代》雜誌。他們試圖給世界提供一種新的思想體係，幫助人們消除一些消極的心理。1945年10月15日，薩特在《現代》雜誌第一期上闡述了其介入文學的思想和作家的革命作用。此後，薩特又發表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而在同一個時期，西蒙娜·德·波伏瓦創作的劇本《白吃飯的嘴巴》上演了。這個劇本采用借古喻今的形式，揭示了戰爭中屠殺行為對人們心靈的重創，表現了戰爭的悲劇性和殘酷性的主題。該劇本描寫了戰爭中，許多婦女、兒童、老人、殘廢人，被視為“白吃飯的嘴巴”，他們被當局默許殺害。在戰爭期間，這種對無辜平民的屠殺不僅被默許，而且還被視為壯舉。西蒙娜·德·波伏瓦試圖在劇本中，探求這種野蠻、殘忍行為背後的意義。該劇的上演與薩特的著名講演《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終於引發了“存在主義”運動。盡管薩特和波伏瓦拒絕存在主義這個標簽，但他們最終不得不再次揀起了這個標簽。在這場存在主義運動興起的過程中，薩特被視為存在主義的教皇，而波伏瓦則被封為聖母。波伏瓦也成為了薩特麾下的一員戰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