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納爾遜·阿格林的交往，使波伏瓦體驗到一種似曾相識又從未有過的激情。阿格林給她帶來了一種新鮮的感覺，使她仿佛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情感世界。
波伏瓦自與薩特相識到相愛以來，倆人一直保持著那種契約式的愛情。在她與薩特的愛情中，理智與情感、世俗與超越常像水中的浮標一樣，在一個界麵上下波動。特別是1934年，由於奧爾加的介入所導致的“三重奏”生活，在她的內心深處，一直都留下難以撫平的淡淡的傷痛。但是由於契約式愛情的本質所追求的那種精神和靈魂的高度融合和共鳴，又使她自始至終地在自己的心目中，給薩特留下了永遠的位置。多年來，作為一個具有強烈獨立意識的女性，波伏瓦贏得了這個由男性來統治的世界的承認和尊敬。她為此也感到由衷的驕傲。但作為一個自然的女性，她也從來自異性的眼光中，體會到一種不被愛憐、保護和同情的冷默和否定。而且這種體驗也能被她依稀從薩特身上感受到。這一點更能從薩特1939年應征入伍時，給他另一個情人的一封臨別信中得到證實。當時他在信中寫道：“我不太憐憫善良的海狸，她總是那麼勇敢和完美，令我心碎的是你在安那諾易西那裏的孤獨和痛苦。”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無言的惆悵，使波伏瓦的心中一直都默默地保留著那種對完整愛情的渴望。
阿格林的出現，對波伏瓦這次美國之行來說確實是始料不及的。波伏瓦從他愛情動機之單純、對她感情之專注、深沉中真正體驗到一種刻骨銘心的愛，一份傾注一切的完整的愛，體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甜蜜和滿足。她似乎從阿格林身上終於找到了她曾經在夢中渴望的東西。這個大洋彼岸陌生國度中的異國情侶，翻湧起了她胸中平靜多年的波瀾，使她心中迸發出一種不顧一切、任憑衝蕩的激情。這種愛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那種超凡脫俗和自由、獨立，它強烈地渴望完全占有對方全部的感情，又是何等的愉快和世俗。
然而此時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已經是一位39歲的成熟女子。她的人生閱曆、思想意識都非昔日可比。作為一個頗具影響的存在主義女作家，她的獨立意識和自由主張，也絕非是一日而形成的。這一時期，她的全部精力幾乎都投向了關注社會、參予社會。她的重要巨著《第二性》也正在撰寫之中。正是這種非凡的人生經曆，使她絕不可能以簡單的方式對待她與阿格林的愛情。於是在醉人迷癡的兩個月後，波伏瓦終於決定返回巴黎。
1947年4月底，波伏瓦與阿格林含淚話別。臨行前她告訴阿格林，她肯定會回來的，但立刻她又意味深長地說道：“我的生活與法國永遠密不可分。”但是在當時，納爾遜·阿格林未必會全部理解這句話的含意。
從美國歸來後，波伏瓦和薩特又投入到緊張的創作和社會生活中。這一時期，一方麵波伏瓦繼續與異國的情侶阿格林鴻雁不斷，一方麵薩特也與美國好萊塢的一位女演員陶樂赫絲愛得火熱。陶樂赫絲是薩特在1945年1月，以《戰鬥報》和《費加羅報》特派記者身份赴美訪問時結識的。與薩特熱戀後，她執意要為他而與自己的第二位丈夫離婚，後因薩特不願打亂各自的生活平衡而遭拒絕。這樣由於波伏瓦和薩特各自的美國之戀，使他們此時的契約式愛情又呈演出一輪更為複雜的“三重奏”。因此，盡管這一時期，薩特和波伏瓦，兩人由於共同的寫作和共同的探討問題，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更加走到了一起。但在情感的交流上，兩人卻開始感覺出彼此的疏遠。這種感覺正如波伏瓦後來在其《年富力強》一書中提到的：“薩特變得沉默寡言，我也是如此。我恐懼地問自己，我們會不會變成兩個陌路人？”對波伏瓦和薩特這段時期的愛情生活，我們可以這樣風趣地認為，這是他們繼美國之行後，命運之神再次給他們出的一道難題，是對他們契約式愛情的考驗，順情乎？合理乎？1947年6月，陶樂赫絲從美國遠道而來。薩特不得不放下手邊的工作，陪同她到勒阿弗爾去旅行。而波伏瓦在孤寂中，則更加思念遠方的納爾遜·阿格林。於是在1947年8月，波伏瓦離開巴黎，啟程赴美。
在芝加哥阿格林的寓所，波伏瓦與阿格林共度了兩周的快樂時光。他們共同生活，一同工作，不停地暢談，甚至一同參加朋友的聚會。同阿格林在一起，西蒙娜感到輕鬆、愉快、溫暖、幸福，綿綿情意，終生難忘。而阿格林也感到能與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作家分享充實的生活也實在美滿。於是他向波伏瓦提出了永遠留在他身邊的請求。對於這個請求，波伏瓦一直在做著自欺式的回避。與阿格林的交往，她完全陶醉於愛情的愉悅之中，從心裏也渴望這種與情人的廝守相依，但真作出選擇，實在下不了決心。她心中還是有薩特、還是有事業、還是有她終生為之奮鬥的目標。這種複雜的心理，是她幾十年生活經曆的積澱，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又非一時能夠說清，或許隻有薩特能夠理解，而阿格林能讀懂嗎？至此她隻能感歎，情人未必是知己，知己未必成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