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中，偶然的機遇頗為重要，凡大人物之所以能成大事業，固由於其天才，然亦由諸機緣巧合，使其天才得以充分地發展也。
——馮友蘭
這樣一個時代
縱觀袁世凱的一生，客觀地說，他是個王莽、曹操、劉裕之流的人物。
有人這樣給他蓋棺論定，說他是：青年，愛國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誤國之奸雄。這樣的評論，也許有幾分道理。這樣的人來到人類這個大舞台上，注定是一個不可多見的人精。這種人，往往可塑性非常強，早生50年，他真有可能像劉邦或者朱元璋那樣成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開國皇帝；晚生50年，他也極有可能成為蔣介石那樣的政治強人，在亂世爭雄的舞台上輝煌一時；當然，在他的那個時代裏，他也可謂是出類拔萃、鳳毛麟角的人物了。他的天分，注定是一個做領袖的材料。不過，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做成多大的事情，並不完全由他自己說了算，七分天命，三分人事，他頂多隻能做很少一點的主，其餘的造化，則是全要看老天給予他的因緣際會，在於他所處時代的機遇湊巧和各種條件的搭配了。
袁世凱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3000年從來沒有過的一個變局的時代。這是一個因為西方炮艦的擊打與觀念文化的滲透，中國舊有的一切傳統和觀念開始被打破，至少是已經顯現出了其弊端的時代，但是，在這個時代，新的觀念與行為準則又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起來。特別是，人們雖然有追逐時髦的特點，但西方的價值體係因為水土不服、基因不同，注定中國不可能完全走西式的道路。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時代，它所造就的人物，也就必然要打上這個特殊時代的濃重烙印。總之，這是一個多事之秋、新舊交替的時代，袁世凱就處在這樣一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裏，有兩件大事，打破了中國政治的平衡，決定了此後中國百年曆史的主旋律。
一件是西方列強全方位的侵略。在堅船利炮的打擊下，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的失敗是清政府王權危機的前奏。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誤認為西方國家入侵中國是暫時的，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後便不會再來，《南京條約》不過是暫時羈縻，但事實證明遠非如此。殖民主義者的欲望是永遠不會得到滿足的。1860年，英法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再次以失敗而告終，被迫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國向英法賠款，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公使進駐北京。更要命的是，北鄰沙皇俄國乘虛而入，一下子就奪走了中國100多萬平方公裏的大好河山。以此為開端，西方國家終於看清，大清帝國原來不過是一隻紙老虎，於是，他們膽量頓生，不再有所顧忌，頻頻挑起事端，對中國的權益要求也不斷增加。清政府經過兩次慘敗的教訓，對西方列強的看法也由蔑視變為恐懼，失敗一個接著一個，除了滿足西方列強的要求外，清政府已經別無選擇。自古以來至高無上的皇權，破天荒地受製於西方列強，並開始出現了危機。此後，伴隨著外國公使的進駐、不平等貿易的往來、通商口岸的開放、傳教士的到來，西方對於中國的影響在逐步擴大並不斷深入。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終於日漸成為中國人日益關注的焦點。
另一件是太平天國的內部打擊。1851—1864年，洪秀全發動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造反運動。1851年金田起義後，洪秀全將矛頭直接指向清政府，公開向清王朝的政治權威發起挑戰。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名天京並定都於此。隨後，太平天國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構，頒布了一係列內政外交的政令，並派兵北伐、西征，繼續擴大戰果。這樣，太平天國雄踞東南半壁江山，與清政權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麵。在太平天國的猛烈衝擊下，清王朝的地方政權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軍事力量受到了極大削弱。太平天國基本上摧毀了清政府作為其軍事支柱的八旗、綠營武裝，使滿洲貴族失去了控製國家武裝力量的實際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清政府已經難以再同太平天國進行對抗與較量。
這兩件大事共同運動起來，就形成了一個分水嶺，造成了一個大大的運數，這個運數改變了清帝國200多年來穩固的統治局麵，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關係，從此，傳統的文官操縱政治的局麵被迫讓位於武人幹政的舞台，這，就是當時的真實國情。曆史表明，繼續走傳統的科考功名道路，還是從實際出發，開辟軍功起家之路，已經成為這個時代一切夢想有所作為的人們進行社會價值選擇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