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起於士人群體，一朝蛻變為地道的軍人，便不再把“士人”放在眼裏。清末偌大一群翰林碩學之士，在他眼中僅有三個半人。從袁世凱的身上可以看出，在清末思想趨勢與社會權勢發生轉移的情況下，士人階層的分裂衰微與軍人勢力的增長形成了明顯反差。“士人型”官員人數不多，但能量和影響卻相當大。他們因其社會地位和文化素養的優勢，進入軍界後大多可以身居要職，成為社會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在北洋集團中，“行伍型”的舊式成員在軍事部門人數較多，不可忽視。這與袁世凱“到底不識字的人靠得住”的認識與決策有關。這些行伍型成員“起於兵間”，而傳統社會當兵的人多為生活的落伍者，這些人大多是為生計所迫而投營當兵。但在北洋高層軍事將領中，“行伍型”出身的成員並不多見，這主要是因為由於客觀形勢所迫，他們一部分通過新式軍事教育而轉化為新式軍事將領，而另外一些人由於難以適應清末社會急劇的社會變革和軍事改革的需要，又從生活的落伍者變為時代的落伍者，而為袁世凱拒之門外。
在北洋軍事集團中，行伍型成員的情況十分複雜，可以說是千人千麵，但若仔細分辨，以下特點似乎比較普遍：
1.資曆長，年齡偏大，有一定戰陣實踐；
2.文化層次低，觀念陳舊，思想保守；
3.迷信武力，行伍致仕意識強烈。
這些人都是由於行伍經曆而為袁世凱看重，使他們更加懂得軍隊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因此，他們對武力和軍事社會有一種本能的崇拜，軍隊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這些邊緣人步入社會中心的階梯。在北洋新軍中，類似孟恩遠、張懷芝這樣的文盲、半文盲將領大有人在。至於像“辮帥”張勳這樣滿腦瓜子愚忠思想的成員就更值得一提。
張勳，字紹軒，1854年出生在江西省奉新縣赤田村的一個破落家庭。由於父母早亡，家道中落，他僅僅念過幾天的私塾，便不得不給當地富人家做牧童、書童來謀生。1879年，他在26歲時，才有機會托人介紹進入南昌巡撫衙門當旗牌兵。1883年30歲時，為謀生計，至湖南長沙投奔潘鼎新的部下當了一個百總，從此開始了軍旅生涯。1884年，他隨潘鼎新馳防廣西，出關赴越南抗擊法軍，由於作戰勇敢，賞給六品軍功。1885年，成為蘇元春部下，駐紮廣西邊防。廣西時期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時期，抗法與剿匪的戰陣實踐經驗和功績與他後來發達有著重要的關係，實際上成為他後來發跡的重要資本。1893年春，他少年打工時期的主人、時任河東河道總督的許振禕又介紹他到湖北投奔了張之洞。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受宋慶之召，張勳又往遼海籌劃軍務，率馬隊任前鋒，建策先鋸虎兒山，扼鴨綠江之險，未見用；冬議和成，歸京師。1895年年初，他隨岑春煊統新募防軍赴援山東。張的行伍經曆得到了袁世凱的重視。同年冬，在榮祿的推薦下，張勳轉赴袁世凱處，從此成為北洋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在袁世凱的卵翼下，張勳的地位迅速升遷。先後任新建陸軍中軍官、武衛右軍先鋒隊統領、四川建昌鎮總兵等，到1908年，一直升遷到清朝軍銜最高的提督一職，到1911年時甚至又補授為江蘇巡撫，不久又署理兩江總督，成為清末爬升最快的一名靠“軍功”起家的典型代表。
一方麵，張勳雖屬行伍“老粗”，但他並不乏可愛之處。早期的下層困苦生活及後來馳騁疆場的戰陣實踐將他磨煉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為人忠誠慷慨，坦白直率，甚至還帶有幾分天真俏皮。他性情開朗，堅貞不渝而敢做敢當。他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從不翻雲覆雨出爾反爾，從不賣友求榮對同僚下絆子。他從不小看下屬，而且一視同仁，不論出身，不分貴賤，能交即交，拜把換帖，不厭其眾。他頭腦簡單、魯莽急躁，因而終致受騙上當，遭人暗算，卻仍致死不悔，正所謂凜凜然頗見幾分大丈夫氣概。在整個北洋集團的諸多陰險狡詐、朝三暮四和專門損人利己的政客武夫之中，張勳無疑是一位“誠實可愛”的人物。這也是他有別於北洋係其他“士人型”、“知識技術型”，甚至某些“行伍型”軍人及官僚政客的一個最鮮明的個體特征。張勳這種鮮亮的個性特征，使他在北洋行伍群體中，頗具典型。
另一方麵，正是由於“行伍”出身，張勳又缺乏文化，使得他的思想封建保守，“戀主”情節十分嚴重。慈禧太後的一句“張勳這孩子心實，厚道，不會耍滑使刁，實在招人疼愛”，便使得他刻骨銘心，“熱淚盈眶地誓死效忠”。這也是他既是北洋係的一分子卻又區別其他“隻知袁宮保而不知大清朝”的北洋係成員的一個重要特征。張勳這種行伍型軍官的自身弱點和缺陷，使得其與“士人型”或“知識技術型”的“高雅型”成員無形中造成一種隔閡，以至於在清末袁世凱奪取清宮政權的過程中，段祺瑞甚至建議殺掉張勳。此事袁世凱雖未同意，但足以表明“行伍型”骨幹也未必靠得住，而且如果一旦不能跟上形勢，就會有被拋棄甚至掉頭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