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天津，住在總督衙門，有時也住在海關道衙門。在總督衙門與於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編書局總辦的車馬費，全都由淮軍銀錢所送來。後來一想淮軍裁撤已久，怎麼還有銀錢所的名目？當時隻將車馬費照收，不便詳問。後來於徐頌閣師的宴席上見到王文韶，談起李文忠（李鴻章，文忠是其諡號）公忠體國，廉介可風，舉出事例說：“當甲午之後，李文忠赴日議約，離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冊交代，有‘淮軍錢銀所’存銀八百餘萬兩。此係文忠帶兵數十年，由‘截曠’、‘扣建’而積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帶兵，此款是否應當交出，尚且要費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後來既列作公款，我離任後，由榮仲華（榮祿，仲華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凱，慰亭是其字），中經庚子之亂，此款獨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練兵之需，氣象雄闊，是受李文忠之蔭也。”我於是恍然大悟淮軍銀錢所送車馬費的緣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潔，（身）當甲午（兵敗）乙未（馬關簽約）的誹謗，而文忠不發一言（辯解），其度量也非同尋常啊。
所謂“截曠”、“扣建”均為清代軍隊中的專門術語，軍隊發生缺額，需要募兵替補，稱為“頂名吃糧”，但頂補的日期不相銜接，差額日期的軍餉須逐日扣除，這部分扣下來的軍餉就被稱為“截曠”；清代通行陰曆，士兵月餉以30天計算，遇到小月（隻有29天）須扣減一天，小月又稱“小建”，故因小月扣減下來的軍餉就稱為“扣建”。李鴻章任職北洋多年，積少成多，遂有了淮軍銀錢所這八百多萬兩的積累贏餘。李氏本可以按當時官場對待陋規的慣常做法，把這筆灰色收入裝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為公款列支，並將其全數移交給後任，難怪王文韶自歎不如，要稱讚李鴻章“公忠體國，廉介可風”了。北洋淮軍銀錢所這筆錢作為固定存款，利息應相當可觀，以五厘的低息計算，每年也有40萬兩的收入。
另一筆意外之財，則是接收列強占領天津期間所經手的海關及雜稅銀兩，數目也很可觀。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調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理和約善後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慶親王奕劻致電行在（並與）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任山東巡撫的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織的都統衙門。唐紹儀以天津海關道資格充當提調。地麵接收之後，獲得都統衙門所積存的關稅及雜稅銀500餘萬兩，因此袁得以大肆揮霍。那一年，京師及行在各位官員，均得到袁、唐所贈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頌揚之聲載道。12月，袁於正定府辦理沿途行宮，供張侈麗，直到北京，都是因為有了這筆錢手頭闊綽的緣故。
所謂“炭敬”，即今天機關單位逢年節所發的紅包一類的東西，在前清時，則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屬，送給要好或用得著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關係的手段。時逢庚子亂後，京官大都宦囊羞澀，拮據不堪，袁世凱的這筆炭敬起到了雪裏送炭的作用，最能見情。聯係到他在山東時帶頭捐資數千，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後駐蹕之處——西安）的京官們提供川資的事情，充分表現出袁世凱圓熟的手段和練達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錢，花在公家的人身上，爭取在京城有一個好口碑和好的人際關係環境，以減少、化解來自京城的阻力，對於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無疑是有利的。對於慈禧太後及慶親王奕劻這類親貴，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籠絡部下與結交朋友
司馬遷在《史記》中說了句大實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翻覽幾千年曆史，觸目驚心的事實可不赤裸裸就是這樣嗎？從某種程度上講，一部幾千年的中國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從上到下爭權奪利的曆史。孔夫子強調名。但一個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滾滾而來了嗎？民以食為天，連老百姓都將“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掛在嘴邊之上，那些滿口講銅臭話的人又能有幾個是在傾吐他們的心裏話呢？
袁世凱長期身處下層，懂得前來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於用金錢和地位籠絡部屬。對阮忠樞的金錢籠絡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練兵時，有一天，阮忠樞對袁世凱講，他在天津某妓院時認識了一個名叫小玉的妓女，兩人感情甚好，想納小玉為妾。袁世凱聽後立即嚴厲駁斥，說這有礙軍譽，幹不得。阮忠樞隻好作罷。過了不久，袁世凱說到天津辦點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後，阮隨袁進入一個院中，看到屋子裏鋪設華麗，堂上紅燭高燒，擺著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裏屋，便見一個丫鬟一麵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麵扶出一個打扮俏麗的新娘。阮忠樞一時不知所以然，當新娘來到麵前並發現她就是小玉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袁世凱得知阮的心思後，不動聲色，秘密派人將小玉贖出，並為阮忠樞在天津置辦了一份家產。等把事情辦妥了，他便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對袁世凱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凱身死，他都對袁忠貞不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