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團體文化是高度的個人化，它似乎需要一個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並組成特別的關係網，才能順利展開工作。
——佚名
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爆發之間的17年，是中國社會政治風雲變幻的重要時期。由於階級的分化和社會的發展，清末社會出現了北洋集團、立憲派集團、革命派集團和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等代表不同階層利益和社會利益的政治集團。正是這些集團的力量頡頏，最終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滅和中華民國的建立。
綜觀清末社會各主要政治集團勢力，其政治、軍事、經濟實力增長最快的要算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了。
這個集團為什麼能夠迅速膨脹？一個因素就是北洋團體文化的高度一致與適時性。團體文化作為支持北洋集團成員行為的心理因素，幾乎作用於這個集團的方方麵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北洋集團的團體文化決定著該集團的存在狀態、運作方式以及演變的道路和發展方向，它是這個集團得以存在和維係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中國的團體文化往往是高度的個人化，它似乎需要一個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們團結在他的周圍並組成特別的關係網，才能有效地展開工作。在中國的政治中，利益集團分成派別的關鍵，在於對人的熟識和他們過去的曆史、關係、利益、友誼、仇恨、經濟地位等。縱觀曆史，我們分明可以看到，每個社會成員在由嬰兒發展到成年人的過程中，都不斷地從其父母、師長、同學和同事處以及各種社會環境中吸取信息，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觀念和態度，從而鑄造成個人的社會性格。通過這一過程，社會成員就深深地打上了該團體文化的烙印。
袁世凱早年文化觀念的形成同樣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
袁世凱於1859年出生在經濟文化落後的河南項城農村。他的祖輩父輩都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熱衷科舉，誌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祿。當撚軍起義席卷豫東時，袁氏家族在世凱祖叔父袁甲三的帶領下，紛紛投入鎮壓農民起義的行列中。由於鎮壓撚軍起義有功，世凱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恒、嗣父袁保慶等，分別獲取了漕運總督、侍郎和道員的官位。袁世凱幼年的時候就受到這樣家庭環境的影響，奠定了以軍功和效力皇朝來求取功名的價值理念。
青少年時代，袁世凱隨嗣父袁保慶到過濟南和南京，深受袁保慶政治經驗和帶兵經驗的影響。袁保慶死後，袁世凱又隨堂叔袁保恒和袁保齡到了北京，一邊學習八股文，一邊幫叔叔辦事，對清末官場上的貪汙腐化、行奸作偽、攀附權貴、奔競鑽營等種種腐敗現象都耳濡目染，心領神會。袁世凱在北京期間，正值洋務運動前期，各種洋務思潮也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崇拜直隸總督、淮係領袖李鴻章，在其練兵求強思想的影響下，袁世凱好讀兵書，留心時事，侈談“效命疆場，安內攘外”。
家庭和社會環境的重疊影響，鑄就了袁世凱早年的價值理念。一個人早年的經曆能夠引發持續不斷的社會化過程，推動他朝著可以預料的方向發展。由於這一價值理念的驅動，當袁世凱發現科舉之路走不通或者說價值已經不大時，他就效法祖、父輩的行為，走上了以軍功求取高官的道路。1881年，袁世凱投靠了淮軍統領吳長慶，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在此後，他隨同吳長慶到達朝鮮，在鎮壓朝鮮“壬午兵變”過程中，袁世凱立下大功，受到李鴻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鴻章的保薦下，袁世凱被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朝鮮是當時中國外交、軍事的前沿，在這裏袁世凱不僅吸取了洋務派的政治外交經驗，還觀察到近代日本軍事的強大。回國後，他拜謁太傅李鴻藻、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慈禧太後的心腹榮祿等人，暢論中國舊製軍隊之腐敗及日軍之精良，產生了改良中國軍事的抱負和理想。
品牌，就這樣打造
經過早期的社會化，袁世凱一方麵接受了清王朝代代相傳的一套官場文化，成為統治階級封建文化的繼嗣者；另一方麵又受到時代發展的影響，吸取了洋務派的實用思想和維新派的某些改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念。當1895年，袁世凱受命在小站訓練新建陸軍時，就將這種文化理念注入新的軍事集體，使北洋集團形成伊始就烙下了袁氏文化的深刻印記。
北洋集團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構成：追隨袁世凱多年的家兵家將、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和淮軍舊將。這些人大都生長在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北方農村，少年時代即受到以軍功發跡至顯風俗的熏陶，有著強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發財的欲望。特別是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他們大多出身貧寒，有著堅定的自強精神和強烈的政治追求欲。由於在淮軍中不受重用，他們在心理上壓抑感很重。這種追求欲和壓抑感的交錯發展，使他們一旦受人識拔，便會產生強烈的為個人所用和報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