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程中，選擇顯得十分重要。選擇得當，就能夠規避風險，易於成功；反之，選擇錯誤，輕則會影響自己眼前的事情，重則甚至會危及自己的生命。
——佚名
袁世凱宦海成功的一個重要秘訣，就是他很善於把握機會，不斷進行正確的選擇。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實力，打敗敵手，至於世人心目中的什麼道德標準、行為準則、真理追求等，是不會影響到他的做事原則的。
光緒或是慈禧，二者必選其一
甲午戰敗，使神州大地舉國上下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戰爭失敗帶來的奇恥大辱，既深深地刺傷了炎黃子孫的民族感情，同時也進一步地喚起了國人的覺醒。由於甲午戰爭的慘敗，列強對中國更是虎視眈眈，肆意妄為。它們紛紛動手，開始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在這種情形下，從1895年開始，一場旨在變法求強的維新運動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鼓動下，如雨後春筍，逐漸蓬勃壯大起來。甲午戰爭的失敗，在朝廷中受到刺激最大的人便是光緒皇帝。他正值青春年少、血氣方剛，希望通過變法，重振大清帝國昔日的威風，一雪前恥。由於得到光緒皇帝的大力支持，群臣中也有很多響應者，維新變法運動一時蔚然成為風氣。
對於康有為等人的維新主張，袁世凱從內心深處是讚成的。他在朝鮮10餘年，在與各國列強的角逐過程中，對於西方的事務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對於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袁世凱心有同感。
1895年6月，康有為任工部主事之後第二次上書，都察院和工部衙門都拒絕代轉，袁世凱知道後，挺身而出，主動幫康有為設法從督辦政務處轉呈這份上書。這是袁世凱和維新派人士接觸的開始，雖然最後由於督辦政務處大臣榮祿的反對，袁世凱最後沒有能夠幫上這個忙，但袁世凱還是很早就和維新派人士有了交往。可見，袁世凱是積極參與維新變法運動的，他的這種參與是出於投機還是真正讚同維新，這很難說，不過從他任山東巡撫和直隸總督在任上積極推行新政的舉動來看，袁世凱的這些行為還是出於真心讚同的。
兩個月之後，維新派由文廷式出麵組織強學會，實際組織者是維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為和梁啟超，主要目的是通過講學，把歐美的新思想引進中國，以此解放思想，激勵民氣。
1895年8月，在強學會的開幕式上，維新派人士楊銳、文廷式等人發起募捐活動，這其中赫然就有袁世凱。文廷式當場認捐白銀1000兩，袁世凱也認捐白銀500兩，由於兩人的倡議，參加者紛紛慷慨解囊，太原總兵聶士成認捐1000兩，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王文韶各認捐500兩，就連李鴻章也打算認捐2000兩，加入強學會，隻是康、梁等人考慮到當時李鴻章主持簽訂了《馬關條約》，為時議所詬病，所以沒有接受他的捐獻。
帝黨領袖翁同龢在日記中記述了袁世凱在1895年2月對他的一次拜訪。那天，袁世凱慷慨激昂地陳說，“極言非大變法不足以保全，非維新不足以濟時艱”。同時，他還送給翁同龢一份西洋人繪製的瓜分中國的畫報。
袁世凱的積極參與，使維新黨人對他信任有加，康有為的門人張伯楨在《南海康先生傳》裏有這樣一段話：
先師（康有為）默審將帥中，惟袁世凱素機警，又夙駐高麗，頗知外國事，曾與同辦強學會，欲引為助，知其與榮祿厚，未必就範，惟舍此又無他路可行，於六月時，暗使徐仁錄入其軍幕，借觀誌向。袁世凱稱傾向先師甚。先師遽信，親薦於德宗，又為徐致靖草折薦之。又交譚嗣同遞密奏，請結袁以備不測。上即降旨召見袁世凱。袁世凱於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見於頤和園。初一日，降旨嘉獎，以侍郎候補。
其時，維新運動在上海、長沙等地也開展得如火如荼。天津的維新人士嚴複、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創辦《國聞報》，為維新變法製造輿論。在小站編練新軍的袁世凱和嚴複等人來往密切。據嚴複說，戊戌政變之前，他和王修植、夏曾佑、王慎修等人創辦《國聞報》的時候，幾人常在王慎修家談論，袁世凱每星期六會從小站趕來參加，袁世凱“值來複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詣菀生（王修植）處為長夜談；鬥室縱橫，放言狂論，靡所羈約”。這幾個人中間，嚴複是天津水師學堂的總辦，《國聞報》的主編夏曾佑在育才館任教，而王修植則是北洋大學的總辦，袁世凱和這幾位維新人士、飽學之士整夜縱談時事，可見他是維新變法的積極支持者。這段時間，袁世凱無論是在天津還是在北京，和別人交談的話題往往離不開維新變法和練兵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