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方麵，9月25日，詔命榮祿即刻來京，後黨廢黜光緒的計劃開始啟動。另一方麵，袁世凱告密的正效應也開始顯現。首先，榮祿進京，詔命袁世凱護理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務，相當於臨時總督，而這沒有榮祿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榮祿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榮祿進京的第二天，就奏請獎敘協助袁世凱創設同文、炮兵、步兵、騎兵四個武備學堂的監督段祺瑞，其真實意圖是為袁做鋪墊。再次，在榮祿擔任軍機大臣的當天，“一再有人問榮相說：‘袁世凱曾奉有密詔嗎？’回答說：‘有。’‘詔中可曾有殺公的話嗎？’回答說：‘有的。’（於是）說：‘那麼袁世凱先前是個同謀者了，既同謀又檢舉，首鼠兩端，此人也無足可取嘛。’榮相說：‘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我的人”，是官場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語，榮祿對袁下這種評語，說明他已將袁劃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為促成訓政的核心人物，榮祿備受太後倚重，進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紅。與榮祿結成的這種更為緊密的關係，將成為今後袁世凱仕途上順利發展的有力保障。
離開是非之地，一個明智的選擇
1899年夏，多年積累的中外矛盾、內部矛盾不可調和，義和團運動終於在山東爆發。由於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幾乎每個村莊都建起了拳場。麵對山東動蕩的局勢，袁世凱敏銳地意識到，此事非同尋常，可能會引發一場巨大的政治震蕩。天津為洋人聚集的地方，弄不好就會危及自己的前途。識時務者為俊傑，應當趕快想出辦法，早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於是，袁世凱屢次向榮祿陳述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希望榮祿能幫助他將小站新軍遷往山東。榮祿認為袁世凱有魄力，是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加上當時德人正在膠州半島鬧事，也需要派兵前往震懾，因此，榮祿竭力保薦袁世凱出任山東巡撫。這樣，就有了1899年12月6日清廷發布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12月26日，袁世凱率領其小站的軍隊開拔山東，及時巧妙地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
對於袁世凱和他的團體來說，1899年12月，是一個值得記憶的月份。這是因為：
1.在此之前，袁世凱僅僅是一個軍人，袁氏集團也僅僅是一個剛剛初具雛形的軍事團體。這之後，袁世凱成為封疆大吏，握有一省的生殺大權，袁氏集團也因此由一個軍事團體開始發展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軍事政治團體。在此之前，袁氏集團僅僅局限於小站一隅，之後成為山東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塊不小的根據地和勢力範圍，所有這些，對於這個集團的發展來說顯然是非常重要的。
2.袁世凱及所部武衛右軍開赴山東，直接使袁氏集團在不久發生的庚子事變中躲過了一場危及本集團生存與命運的嚴重危機。因為，此時袁世凱及所部如果還在天津小站，那麼庚子年八國聯軍向中國開戰，首當其衝之地便是天津與直隸。袁世凱如果不與洋人開戰，就是奉旨不遵，官運不但沒了，就是腦袋能不能保住還是個問題；如果奉慈禧太後之命與聯軍開戰，則不但勝利沒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一點政治本錢也會在這場戰爭中損耗殆盡。況且即使自己沒有戰死，辛醜議和後自己還不是要充當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斷頭台嗎？由此看來，袁世凱能於1899年督撫山東，就不僅是袁氏集團開始發展的一步，它更使這一集團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災禍。從這一點上說，袁世凱及其北洋集團是多麼幸運啊。
李劍農在評價這一事件對袁世凱及北洋集團的發展影響時說：“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調新建陸軍入都，這是袁與北洋軍閥存亡的一個大關頭。慈禧太後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幫助義民的；榮祿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義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駕，不甚明了；東南各督撫，也有主張‘袁慰帥即由山東提兵由保定進京，以清君側、護兩宮為要義’的；但是袁將所部軍隊一部分開到直、魯接境各處，卻不前進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義民的大敵；聯軍到了，恐怕也不認得他罷！他是打義民呢？還是打聯軍呢？所以他帶兵出撫山東，與此次頓兵不進，又是幸運照臨他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