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前，我們幾個人在招待所旁邊的革命公園裏散步，這個公園裏沒什麼特別景致，隻有很多的樹木——一些未長足的樹，叫它們做青年樹吧。但是有可散步的小路，兩旁天然地長著蔓草，使人一下的忘記了身處城市的感覺。七賢莊旁邊恰恰是一個革命公園，偶然，還是不偶然？
那晚我仍去二妹那邊過夜，並且依照招待所中大家的辦法，買了一頂闊邊草帽，西安市上就有人戴這種草帽出來的。戴著這樣草帽使我想起西班牙的水果小販，很相像。
三日早間，我還是六時就回到招待所，說是今天可以走成了，我非常高興。本來一到西安，我就打聽去雲陽的路，想去看看分別了十三年的琴秋姐，可是辦事處說琴秋已回延安去了，這樣，我就連信也不曾寫，反正到了延安總可見到。這天恰恰那位洛陽的女工同誌將與我一同坐車，在三原下車去雲陽，我就寫了一個條子，托她帶去，或者琴秋還沒有離開安吳。
在門口，我們眼巴巴地等車，車子到了，停在一號門口，一共三輛都是載重車，上麵堆著些麵粉、郵包……亂七八糟的。辦完上車的手續，大約已八時左右了，大家上車。車開了，我們立在車上，扶住行李，東西堆得太亂，沒有地方可坐，據說還須到堆棧上貨，這些東西需要重放的。我坐的車是第二輛，紅頭，每輛車子有一個押車的人，聽說叫副官。我們車上的副官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一口湖南音，眼睛有一點斜視。車上掛著第十八集團軍軍用車牌子。我們車上一共四個大人，一個小孩（三男二女）。到堆棧，大家下來，在看守棧屋的同誌屋裏喝開水。那屋裏有三隻禿頭鋪，兩三個老頭子在那裏。車子停留了好久，上好貨，重新分配人，他們要我們坐到第一輛車上去，說第二輛車上東西太多，換兩個男子一個女子上去坐，但卻又盡量往第二輛車上堆東西。在西安上車的時候，聽得說那紅頭車比較結實，同時也聽到有人叫那個男同誌把他的八歲的小孩放在司機旁邊，為了讓小孩可以少受顛一點，但那個男同誌並沒有替他的小孩爭這個坐位，聽說是已有人坐了時，也就不出聲了，後來還是那副官坐著。這個時候，第二輛車上的司機與副官叫我們到第一輛車上去，可是我們的行李搬到第一輛上時，竟被第一輛車上拋下，而不要我們上這輛車。那叫我們怎麼辦呢？
“同誌，”我第一次這樣叫，“我想你態度可以好一點，這邊不要我們坐，那邊又不許我們坐，那應當怎樣辦呢？”我說。
“他不是我們同誌，他是我們請來的工人。”第三輛車上的一個戴符號的男同誌說，他把我們被拋在地下的箱子提起來：“你到底叫他們怎樣呢？有話可以好好說。”
我們車上的那個男同誌說：給我們仍舊坐第二輛，這輛車上東西稍微平一點，給小孩子同女子坐著，少一點危險！
“小孩子也是人，婦女也是人，他們要少危險，我們就不怕危險麼？”
聽著這個話，我就出來說：“好，我們不怕危險的，請你們去坐吧！”我問兩個同車女伴，她們說好的，我們就坐第一輛車吧，可是因小孩子確實太小了，那個男同誌堅持一定要把小孩放在紅頭車上，副官說他不聽從他的分配，便爭吵起來，末了，管堆棧的人出來說話，結果，我們四個大人一個小孩仍舊坐在第二輛車上。
小孩子也是人，婦女也是人，在理論上，這是通的，可是在實際上，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如果沒有大人照顧他，他會成為怎樣一個情形呢？在這種遍地烽火，艱苦抗戰的今日，我們期待男子，中國的男子，不但勇敢的赴戰場，為國家、民族與敵人肉搏，卻還希望他們能夠作出一點見義勇為的行動來，特別是對於婦孺。可是我不能夠說這句話，輪不到我說，因為，我倒黴，做了一個女子，如果我說這樣的話，人們要以為是女子的依賴性了。許多理論沒有講到這些枝節的小事情該如何做，沒有講出從理論到實踐的曲折，可是理論到實踐的確還要經過一些路。
堆棧裏放著好些東西，進門口，有兩大麻袋貼著萬國紅十字會封條，斯沫特萊捐來等字，我想該是藥品，一個老頭子問我：“這幾個外國字是什麼？”我回答他：“怕是藥品，斯沫特萊女士捐來的，那個美國女同誌！”
“唔！那可不得了，早就該把它運延安的……快些！快些！喂！這兩包東西搬上車去！”
這兩件東西大約堆在那裏已好久了，我想他們為什麼不找一個年紀較輕比較有文化的人來負責管理這事呢？！因為很可能有些東西——如像藥品或醫療用品，不能受潮，不能碰動，同時卻是很急用的東西，因為負責的人不知道其特殊及價值而弄壞了，多麼可惜呢！
我們的車子開了，出城時受到一點檢查，副官給他看護照就放行了，三輛車前後之間隔著一點距離。車過時，黃沙在我們四周飛揚，太陽已開始熱烈地照在我們頭上了，幸而我們個個有草帽。
渡河的時候，我們三輛車上的人都下來，等待的時光，在河邊走著，一邊閑談，輪到我們渡河了，那個背匣子槍的第三輛車上的武裝同誌，同我們一起渡，我稱讚陝西渡夫的敏捷，肯用出力氣來，……於是東一句，西一句，大家談到各地的渡夫，談到工人……
“剛才這個拋箱子的工人，不是我們的，他們什麼也不懂，常常對外來的學生與婦女同誌很不好的，我們曾經對他們說：‘你們不要這個樣子，我們八路軍裏誰對誰都是客客氣氣的，你們這個樣子要把我們的名譽破壞了。’我們好幾次對他們說，他們才好一點，可是常常仍舊像今天這個樣子……”
這位同誌是川西人，姓陳名獨保，曾經過兩次草地……在每次停車，吃飯或歇息的時候，我們歡喜同他講話：“過草地的時候，這個東西可也結果了不少性命呢！”他撫摸著他身上的匣子槍說：“那個時候我們不願再打了，我們不願再自己打自己，我們要打日本鬼子！”“過草地真苦，看去是一片綠色草地，但是下麵它多少年積著的爛草，變成像軟的毯子，你走下去，拔不出來，如果你越用力想拔出腳來，你就越陷下去……”“在我們八路軍裏，越是上麵的人越苦，他的責任越大，事情也越多；我們下麵的人反舒服。我們不罵人，也不興打人，一個同誌犯了錯誤，就勸告他，說服他，要他改過……”本來，他是個戰鬥員（他說我們不稱兵的），第二次過草地時他受了重傷，動了兩次手術，第二次手術做得不好，他的右手現在拿不起步槍了，所以他沒有再上火線，現在衛生部做一個特務員比勤務員高一級的工作人員。，這次是同了衛生部長由前方轉來，再回延安去的。
我們越同他在一起走，越覺得他的可親，他對我們完全像兄弟姐妹。他是這樣的真摯、單純、平常，可是卻又這樣的不平常。談起他的老家，他帶著些依戀：“不知他們怎樣了，已好幾年沒有信了！”
十一時左右，我們到了三原，洛陽女工同誌下去時，同我們告別。我們的車停著，司機要休息，吃午飯。我與同車的溫女士，第三輛車上的鄒、許兩女士，走進一個館子，就在那裏吃麵。這是一家比較算好的館子，或者是唯一可吃的館子，是副官與司機指示我們的。一下子，車上的人大家都來了，老板笑眯眯地招呼他們：“天熱啦！快喝一杯茶！”和氣地招呼這些手臂上有“八路”符號的男子，老板娘的小腳也一拐一拐地走過來招呼喝茶，她不但不怕他們，的確自自然然而且親親熱熱地招呼，像招呼她一個從遠方回來的愛子或胞弟，我不能不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