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校長林彪先生——延安抗大的學員稱他做林校長，外邊來的人稱他做林彪將軍或林師長——我在一個晚會上遇到，一個熟人對我說：“我來給你介紹抗大校長。”我說“算了。”——那一晚，我遇見西安招待所中認識的李女士，她跑來跑去已很熟識了，正拿了一本小冊子在請林彪將軍簽字。——我不歡喜在晚會上去招呼忙人，他們，可憐的忙人，好不容易在晚會上舒舒服服透一口氣，為什麼要去麻煩他們呢？雖然在後來，幾次群眾大會上見到林師長，但我並不認識他。抗大的副校長羅瑞卿先生，也是在一個晚會上見到的，恰恰坐在前後排，一個熟人替我介紹，可是沒有談什麼話。
好些人曾經描寫林彪將軍是一位矮胖的年輕軍人，我看去並不矮胖——有些人說以前胖，自從隰縣受傷後，瘦了——至少並不胖，在那些大會上，我從沒有見他笑過，總是一副好像有什麼不快心事的臉色。羅瑞卿先生，正如好些人寫的，瘦長得像一根鐵絲。
軍事委員會的犒賞隊×隊長，他曾對我說：“他們這種地方真好，你看見林師長受傷後，委員長送了一千元，他自己一個大子也沒用，統統捐了。”
“是的，”我說：“這固然是個人的高潔，卻也是一個集體的反映。”
十一月十二日，抗大女生大隊成立的那一天，我也很榮幸地收到一張請去參觀成立大會的短柬，那天我聽到邊區的許多領袖們講話，毛澤東先生，是在那個大會上我第一次聽他講話，他的聲音不怎樣高，可是他的冷靜，好像與聽眾不發生一點關係的冷靜，把每個聽眾的注意吸住了，那天他說得不長，人們瘋狂似地拍著手。
接著說話的，有十幾位，林彪先生，賀龍先生，羅瑞卿先生，滕代遠先生，——延安人稱他做滕參謀長——徐特立老先生……他們個個都像婦女運動專家，而且他們的口才個個都那麼流利。在延安，這是一個奇跡，好像全中國的演說家都集中在邊區，每次大會上，那些說話人的口才，個個都是orateur。
中國女子太不幸，卻也太幸福了，有這許多同情我們解放的男同伴，在替我們叫喊！
“今天是你們女子揚眉吐氣的日子……”羅瑞卿先生說話咬緊牙齒——聽說是受過重傷的——“我希望抗大女生大隊培植出許多婦女幹部來，那麼我願往前方去，這個副校長的位子，我可以讓位的……”一陣哄笑，繼以掌聲。
可是我在這裏，也要說笑話，若說那天是我們女子揚眉吐氣的日子，不如說是男子替我們揚眉吐氣的日子，為什麼那天說話的盡是些先生，而女子隻有三位呢？——一位是女生大隊長張琴秋女士，一位是女生大隊政治教育主任孟慶樹當時延安女子大學副校長，王明的夫人。女士，一位是河南老太婆劇團團長薛士英老太太。
徐特立老先生的話引得每個人都痛快地笑了：“小時候，我覺得女子真偉大，她們會燒飯，會洗衣服，還會生小孩子……”平常麵孔拉長得有點可怕的成仿吾先生，在台邊，也笑開了嘴巴。
“假使女子不同我們合作，那我們男子怎麼辦呢？我們還能像平常時候一樣的工作麼？我們的工作效能一定會減少，我們隻能作半天工作……”人們隻是笑著。徐老先生的話是對極的，真的，如果我們女子不同男子合作，看男子能怎樣，有許多地方，因為有女子在做宅基，男子才得安安心心造他們的屋子。
賀龍先生，他希望女子也能帶兵，滕代遠先生，他希望女子就她們身心所近，多多參加通訊與衛生兩部門的工作。孟慶樹女士總結說：“我們但願能努力達到各位首長的期望！”
抗大實施真正的國防教育，在現階段，可說一切都好。但我也曾聽到好些人說抗大出來的人，有極少數的人，常常態度很驕傲，——也有些女同誌，不肯上前方，也不肯往別處，隻老願在延安當一個文書等等。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抗日軍政大學，這樣一個大學，什麼都全備了。可是抗大的軍政，好像是教授基本知識與基本方法。一切還須從實際中去磨煉、應用，才得盡量發揮。裏麵學員的文化水準是很不齊的，有些人能隨手記錄，有些人還不能完全理解教授們所講的課。抗大錄取學員，及格與否，主要看他的抗戰信念堅定不？在外邊，我曾看見有些青年，為想進抗大，特地補習代數、幾何，他們是沒有明白抗大的教育。
有些外來的大學生，因為文化水準高些，他們覺得有點苦惱，而不安於抗大：“我們聽得有興味的，有些人聽不懂。”抗大的學員實是太多了，要文化水準很齊，實在也不可能。
“我有點懊悔來進抗大，那裏都是些沒有辦法的青年，人家知道我本來在××大學念書，竟吃驚地問我：‘你為什麼來進抗大呢？’”
延安有一種極奇怪的空氣，不止抗大如此，在外邊，我從前也這樣想，延安總是充滿了拋聲名，棄地位，純粹為著抗戰，無條件地來到邊區學習或工作的人；哪知道延安的空氣並不完全如此，有些人，他們對於真正拋棄一切而來的青年或別種人，常常表示極大的驚奇，有時也會天真地問：“那你何必到這裏來呢？”好似不便說：“你既然本來有飯吃的，何必到延安來呢？”我也推究不出為什麼有這個空氣。我想，自從抗戰以來，為著抗戰，拋棄一切的人一定太少，因之這些人會被看做怪物，甚至傻瓜。實在說，抗大裏雖然有許多沒有辦法的青年，但也有許多有辦法的青年，他們捐款給學校，有一人捐到一兩萬元的。
“在黑暗社會裏所用得著的吹牛拍馬，有時在抗大裏也應用得著，如果你常常去接近大隊長、指導員……吹吹牛，拍拍馬，那麼分派起來，你總能得著較為適合的工作。”
“我們學員有意見，不能直接提呈校部，必須交給班長，班長解決不下，而認為有解決的必要，再交給區隊長……這樣推上去。往往有許多問題就是這樣按下去的。這些指導員有的是抗大前幾期畢業生，我們不能解決或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也不能為我們解決。”
“有一次，在大會上批評區隊長。我們同隊一個女同誌，她的丈夫在一個下午來看她，為的小孩子生病，醫生說要檢驗大小便，父親從二十餘裏外取了大小便來，再叫她送往醫院……在場上，兩人正要會麵了，還來不及說話，區隊長趕來，把女同誌的丈夫打發走：‘這不是會客的時間！’這個男同誌來不及把大小便交代，提起走了。許多人都同意我的提出，但是會畢後，夜晚，區隊長差人來叫我去談話，房間裏沒有別的人。”
“你要對我說話，同我說好了，為什麼在大眾之前說我的話？批評我？”
“真要一些光棍的人，才吃得消抗大的風氣，越光越好。”又有人這麼說，“好比一隻麵盆吧，你有一隻麵盆，大家拿著用，洗衣，燒開水，煮粥……一點也不愛惜，用完也不放在原處，這個也不要管它，一天，這隻麵盆燒破了，麵盆主人有點不高興，或者說了這樣一句話：‘我的麵盆給人弄壞了。’有人報告區隊長，批評起來，說‘東西大家用用有什麼關係？’可不是，隻怪這人有了一隻麵盆。”
有些抗大的學員同我談到抗大裏的民主，聽說抗大這次大檢查工作是用極民主的方法，一位名教授對我說：“一定有些東西的。”意思是一定有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