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般人口中常常流行著這樣的話：“抗大精神比陝公好，陝公比魯藝好。”這話未免太幼稚了。好似小孩子說：“嶽飛比關公好”或“關公比嶽飛好”。抗大與陝公可以稱為兄弟或姐妹校，抗大有抗大的特點，陝公有陝公的特點。抗大是七分軍事，三分政治；陝公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正如大家所說的。至於吃苦精神是一樣的。在我看，陝公的學員在文化水準上比抗大整齊，成分上講，也好似比較純粹一點。特別陝公高級研究班，有極好的聲譽。
九月一日，天不做美，下著沉沉的雨，到傍晚才止，透露出一點淡淡的落暉，路上太泥濘不能走，把陝公這天極盛大的集會——有報告，會餐，晚會——隻好錯過了。
一天午後——三時過了——拿著周揚先生的介紹信到魯藝——魯迅藝術學院去找院長沙可夫先生。“沙可夫”這三個字的聲音，總使我意想是這樣寫的（“Sakov”），其實，沙可夫先生是一位中國人，而且還是我的真正老鄉呢——浙江海寧人。
“我們雖然是同鄉，可是總沒有機會見麵。”沙先生對我說，一邊請坐。一下子，談到家鄉的熟人，於是我就像到了一個老朋友家裏那樣，舒舒服服地坐下來。
我們談著海寧，我記起已過的四叔曾對我講起有這樣一位學音樂的留法同鄉。“是的，我歡喜音樂，但沒有住上十年，在巴黎住了兩年，後來到莫斯科……”我們談到裳——不意在兩星期的後來，裳終於脫出家庭的牢獄，由香港到延安來了——的一家，是沙先生所極熟悉的，他像一個老書生似的搖起頭來。
小勤務開上沙先生的晚飯來了，留吃晚飯，魯藝教育長徐一新先生，一位看去十分精明能幹，外貌像一個軍人，一同吃飯。吃著魯藝出名的藝術飯，小米同赤豆一起燒，很爛也很香。這類赤豆，就是南方用以煮爛做甜食餡子的。可是不知為什麼延安市麵上沒有這些豆子出售的，別的機關也不見吃赤豆飯。
吃過飯，沙院長領我去參觀。這時候，學員們有的在山下一個大墳場上散步，窯洞裏很少有人，偶然間遇到那一對西安同日登車來延安的夫婦，先生有一臉胡子，太太是個長條子，走起路來，像一個男子，他倆現在魯藝文學係。當我參觀完了回下山來時，有些戲劇係的學員正在墳場的一角排演戲。
魯藝現有戲劇係、音樂係、文學係、繪畫係。這個學院夠得上為世界上最困苦的藝術學院，也可以說是最不藝術的藝術學院；生活與抗大、陝公一樣，軍事紀律化，也一樣的吃素菜，小米；可是延安有些人已覺得他們太藝術化了，太散漫不緊張或太浪漫了，這是曾在道聽途說之中得到的。學員們住的也是窯洞，與陝公抗大一樣，十多個人擠在一隻土炕上。沒有戲台，沒有音樂廳，也沒有畫室，排演、演奏……都在露天。
魯藝的戲劇——戲劇係與實驗劇團——他們的話劇，在技巧上值得稱讚，特別是布景方麵，往往用的是極簡單的物件甚至於破東西來做成的，卻是那樣的動人。布景的負責人聽說是從上海來的，一位嵊縣人，鍾敬之先生，我確實佩服他的細心，認真，這是一位後台的不出麵的英雄。
技巧是較好了，好戲還是少，缺少好的話劇腳本，也缺少話劇角色。但有一個特點，是不能忽略的，魯藝的戲，他們的確做到了莫利哀（Moliere）所說的：“戲劇是在人們的娛樂中改正他們的缺點。”（La comédie est le corriger des fauts des gens tout en les amusant）所以不是純粹的娛樂品，換句話說，是教育與宣傳的武器。有一次，在晚會上，看到演什麼寺（我真正糊塗，已把戲名忘記了），內容是在河南的一個鄉村裏，漢奸利用人民的迷信，利用寺僧來做活動工作。在內容與結構方麵都好，因為曾有這樣的事實，所以內容是充實的，演員方麵也盡了最大的努力。又有一次，我看他們演一幕短劇（獨幕還不知是二幕三幕，忘了），演一個意誌薄弱的工人，被誘被逼做漢奸，放信號，在敵機轟炸中，他的好友一家被炸死了……情節是動人的，也可能真有這類的事情，但工人與他的好友的對話太長了，這種字眼的玩弄（jeu de mot），好像英國的低級小說裏所常常用的——為使讀者覺得滑稽。在巴黎，我曾兩次在不同的戲院裏看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yewski）的《罪與罰》，每次都使我覺得不痛快，總是為了那個大學生（犯罪者）與法官的捉迷藏式的對白太煩人了，那次短劇也犯了這個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