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二十歲的時候，曾南遊吳越（今江蘇南部和浙江），二十六歲時，又北遊齊趙（今山東、河北南部、山西等地），這對於杜甫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幫助。因為他們不僅觀看了祖國的山河城邑、名勝古跡，從而實際地了解各種曆史人物的事跡，而且廣泛地熟悉人民生活和社會的情況，這不是那些足不出京城的史官或宮廷文人所能比擬的。這說明被稱為詩中之史的政治詩人杜甫，和前代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曾經走過一段相似的道路；然而日後杜甫的疏救房則與司馬遷的營救李陵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房隻是戰敗而李陵卻投降了敵人。所以不能全盤去類比，且留待下麵再談。
杜甫能夠作南北漫遊，而且時間長達八、九年，使他感到很“快意”（《壯遊》詩語），說明他是有所憑借的，他有家人和親戚在做官，使他可以不愁生活費用和路資。加以開元年間，社會比較安定，道路比較暢達，才能實現他的漫遊計劃。至於漫遊的目的，除了上麵說的觀賞祖國的壯麗河山，增長自己的見聞和知識外，士大夫階級遊山玩水的享樂思想（如南朝宋謝靈運那樣的）在杜甫身上也同樣有所表現。當然，他還可以由此結識一些人，彼此揄揚，造成聲名，考試時較有希望被錄取，或者被有勢力有聲望的州郡長官引薦。這是當時的一種風氣。
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杜甫滿二十歲，便到吳越去觀賞江南的秀麗山川。他在蘇州，到西北閶門外去看過吳太伯的廟宇和吳王闔閭的墳墓。遊覽了闔閭墓所在的虎丘山上的劍池，那裏有幾丈高的石壁；也遊覽了城西南的長洲苑。然後，租下航海的船隻，準備到古人傳說太陽所出的海外扶桑之地去看個究竟。這個想望沒有實現，他便南渡錢塘江，到會稽（今浙江紹興）去看越王勾踐和統一六國後南遊會稽的秦始皇的遺跡。他在鑒湖（今紹興南，一名鏡湖）旁邊感受到炎夏難得的涼爽。又在曹娥江裏乘船南行，到了晉朝王徽之雪夜出訪戴逵的剡溪（在今嵊縣），那裏風景特別秀麗。不久，高入雲霄的天姥〔mǔ母〕山（在今新昌境）就矗立在他的麵前。這些美好的山川和古跡引起了他莫大的興趣。這次漫遊路過江寧（今江蘇南京）時，他還到城西隅瓦棺寺去看晉朝名畫家顧愷之畫的維摩詰像。這次南遊對他的知識的豐富和文思的進展有很大的幫助。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杜甫從吳越回到了鞏縣，再到長安（今陝西西安）去應試。那時他已經自許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他懷抱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思想。
堯舜是儒家理想中的聖君，《論語·堯曰》載堯讓位給舜時的話說：“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意思是要按中庸之道而行，當念四海的困窮，求天祿的長終。堯舜之世成為封建士大夫理想中的太平盛世。《禮記·禮運篇》載堯舜而上的五帝之時，是所謂“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是儒家的“仁政”理想。這種理想不僅美化原始社會，有複古傾向，重要的是它借減租賦、施小惠等改良主張掩蓋封建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對人民反抗封建統治起著迷惑的作用，而且在封建社會是不可能實現的。杜甫正是抱著實現這種理想的願望去長安應試的，他希望能夠考中，但結果是落第了。
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他又北遊齊趙，這一次出遊又達四五年之久。春天，他到趙王叢台（今河北邯鄲東北）上歌唱；冬天，他到齊景公畋獵過的青丘（今山東廣饒北）旁邊射獵，又在皂櫪林、雲雪岡呼鷹逐獸，縱轡奔馳，過他“放蕩”、“清狂”的“裘馬”生活。在齊地射獵還和蘇源明在一起，他們一同登上泰山日觀峰，抬頭觀望八方。蘇源明後來進士及第，做了太子諭德的官職，不屈於安祿山，累官秘書少監，是杜甫所敬仰的人。
杜甫在洛陽寫過《遊龍門奉先寺》、在兗州（今山東滋陽西）寫過《望嶽》，都是五言古詩，但用了很多對偶句。他早期的詩以五言律詩為多。這是受了六朝詩和唐初沈期、宋之問以及他的祖父杜審言的律詩影響的緣故。《望嶽》一首寫得很好：
岱宗（泰山）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曾（同“層”）雲，決入歸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天寶三載（744），杜甫已經33歲。
這年三月，曾經親蒙唐玄宗賜詔征辟的大詩人李白，在度過了3年翰林學士、親接龍顏的生活之後，因為傲岸恣放的性格不為世俗所容，受到上層社會的排擠，而被皇帝賜金放還。李白也曾經是一位自許甚高、抱負偉大的詩人，帝城長安3年的生活，則使他清楚地認識了上層社會中的汙濁和腐朽氣息，洞悉了政治生活中的黑暗內幕，這對他成為一個更有深度、更為出色的詩人無疑是有益的。雖然被放離長安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但那樣的前途對這位向往光明、純潔的詩人已經沒有多少吸引力了；相反，山水自然的勝境，道家修身養性的神秘行為，對從來好奇、少年曾學道的詩人倒更有誘惑力了。就這樣，李白離開長安，往東漫遊而來。這一年的秋天，在洛陽這個豪門比鄰、文士接踵的繁華熱鬧處見到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