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外貶為華州司功參軍，也是因為上疏救房一案的緣故。房由太子少師再貶為州（今陝西彬縣）刺史，和他接近的國子祭酒劉秩貶為閬州（今四川閬中）刺史，京兆少尹嚴武貶為巴州（今四川巴中）刺史，在乾元元年六月肅宗貶責房的詔書裏明白地說二人與為朋黨。杜甫沒有被指為朋黨，大致因為韋陟說的“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張鎬也說“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唐朝自太宗以來，對納諫是很重視的，肅宗也不能不考慮三司（禦史台、刑部、大理寺）的推問結論和宰相的意見。杜甫到華州前，西出金光門去與親故告別，想起當初逃出此門到鳳翔去，感慨很深，寫了一首詩：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繁，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說“移官豈至尊”，是不便說皇帝，卻可見有人讒毀他了。杜甫在臨別長安時，還駐馬而望千門萬戶，表示他的依戀朝廷。到華州後，也還在懷念他的“去歲茲晨捧禦床”，“去年今日侍龍顏”，而愁對雪山，腸斷孤城。
末尾兩句，是因為郭子儀等七節度使率大軍二十萬，肅宗又叫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率兵相助，圍安慶緒軍於鄴城，安慶緒守城不出，向史思明求救，這時杜甫主張直搗幽燕史思明的老巢。接著史思明占據魏州（今河北大名），李光弼也請求和郭子儀聯軍逼魏州，說史思明鑒於嘉山（在常山郡東，今河北曲陽）之敗，必不敢輕出，安慶緒盤據下的鄴城便收複了。觀軍容使魚朝恩卻不同意，後來進攻鄴城的唐軍竟增至步騎兵六十萬，陣於安陽河北。李光弼、杜甫的意見是正確的。
杜甫從東都回華州的時候，正遇相州兵潰。最先李嗣業戰死；安慶緒死守鄴城待援，果然史思明以五萬人來攻，雙方殺傷相當，淮西節度使魯炅也中流矢。郭子儀軍沒有布好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昏暗，咫尺不相辨，唐軍潰而南奔，敵軍潰而北奔。郭子儀截斷河陽橋（今河南孟縣西）保衛東都；李光弼、王思禮有秩序地撤回；其餘的潰歸本鎮，魯炅所部剽掠最甚，後來使他慚懼自殺。這一次大軍潰敗，主要是肅宗沒有設置統帥，因而號令不一，加以糧食被史思明截奪。這次潰敗比潼關之敗更為可恥。杜甫親眼看見這次戰役後的社會現象，用他的詩歌作了較忠實的紀錄。
杜甫這次東行對他的創作影響很大，他的眼界比在長安時開闊多了，他耳聞目睹了當時社會上的各種政治經濟的情況和消息，對人民的生活較多一些了解，因而不斷地寫出好詩。（《峽中覽物》說：“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要說是詩史，這首先是詩的政治史和社會史。這些詩不僅思想內容豐富深刻，藝術表現和語言運用等也都值得我們注意。
這些詩中突出的是“三吏”、“三別”。在杜甫的五言古詩中，《奉先詠懷》和《北征》是歌詠朝廷、皇帝和詩人自己的，而這次東行歸來所寫的“三吏”、“三別”則完全歌詠人民和下層社會，詩的題材內容是擴大了，唐汝詢說：“杜五言古，體情莫妙於‘三別’，歎事莫核於‘三吏’。”詩的藝術表現手法也發展了，比如，用組詩的形式，各篇題旨相近，而題材不同，分開來是短篇，合起來是長篇，是《前出塞九首》、《後出塞五首》的進一步發展，和長篇的《奉先詠懷》、《北征》都是杜甫五言古詩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