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陸方麵的決定，王永慶事後由衷地感歎說：“此一牽涉非小的事業計劃案，經過提出介紹說明，便能當機立斷表示接納，顯示魄力非同小可。政府處理各項案件事務有此效率，實在非常罕見，而且極不容易，對於朱副總理處事的果斷明快，我們至為感激及欽佩。同時，我們也深感如果沒有此等開發新產品的能力，而不能拿出新產品計劃，作為‘海滄計劃’變遷後的應變替代方案，恐怕就難以如此圓滿，可以有所交代。有此產品作為後盾，可以打開廣闊的大陸市場，關鍵在於今後如何經營。如果在經營上能夠達成預期的績效，則在此一幾近無窮大的市場中，其可供發揮的空間也是無止無盡。”
王永慶一邊與大陸方麵展開積極協商，一邊著手推動各項準備工作。其中，僅購買煉油及輕油裂解、人造紙廠、BP廠以及年產24萬噸低密度聚乙烯廠等所涉及的核心技術等，就已經支付了2 700萬美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和聘請當地技術人員等費用，台塑為“海滄計劃”首批共計支出人民幣達5億元之多。
當然，王永慶也預計到，“海滄計劃”由於已從原先的全部外銷轉變為全部內銷，所以台塑集團未來的產銷業務實際上將涵蓋整個大陸地區。內銷、外銷的轉換看似簡單，但實際上意味著王永慶的戰略思路發生了調整，即進入大陸的原因由原來單純的追求生產成本的降低轉向以追求市場為主。當然，台塑若要在大陸各地布局設廠，其工作負荷及經營責任之沉重可以想見。另外來自島內政商兩界的壓力也必定會使今後的路程坎坷崎嶇，前景仍難以預料。
11月6日的會談成功，無論對於台塑還是大陸，都是一件大事。當日晚，國務院領導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盛大宴會，招待王永慶一行，慶祝這次合作取得良好進展，並且大陸的工作班子已經準備好了各種文件等待簽署。
可就在這時，台灣當局對於王永慶的舉動大為惱火，認為“海滄計劃”帶給台灣島內的“政治傷害比經濟傷害大”，於是台灣島內傳出了台灣當局對王永慶提出的處理意見，內容大致是：
如果王永慶與大陸方麵簽署有關“海滄計劃”的協議，那麼台灣當局將停止台塑集團的股票交易、責令相關銀行凍結台塑集團的資金往來、限製台塑集團高層人員出境。
王永慶聞知頓時既緊張又不安，但為了顧及台灣當局的過激反應，為了台塑的未來發展，同時更為重要的是，為了對幾萬名股東負責，王永慶於無奈之下隻得在征得大陸方麵的諒解後，決定暫緩簽約。至此，轟動一時的“海滄計劃”就此宣告夭折。
在以後十多年的歲月中，王永慶多次感慨萬千地回憶說：“所謂失之毫厘，差以千裏。當時一步之差，‘海滄計劃’未能推動實施，所造成的差異極為可觀。當台灣眾多加工業者感受到因為工資普遍提高，已經逐漸喪失國際市場的競爭條件，為了謀求持續經營，不得不將生產線外移往工資不到台灣十分之一的大陸，此一情形就像水往下流一樣，完全不是人為力量所能阻擋。尤其鄧小平先生特別帶上一句話，若是海滄1萬公頃土地不敷使用，可以在毗鄰的漳州再撥5 000公頃，而且語帶鼓勵。有此親口承諾，何患‘海滄計劃’不能在大陸施展！但是無奈事與願違，眾多台商分散大陸各地，形成孤軍奮鬥，而且前途未卜。於今思之，真是悔恨莫及！”
染指石化
石化是台塑的核心產業，也是台塑赴大陸投資的重點。
盡管早已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成為世界級的“塑膠大王”，但長期無法進入官方壟斷的石化上遊即石油冶煉行業。王永慶為此奮鬥了20餘年，才在台灣經濟自由化的上世紀90年代初得以實現，在台灣興建第一個民營的“輕油裂解廠”即所謂的“六輕”，從而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石化工業體係，實現了王永慶多年的石化王國夢。
1993年2月26日，蕭萬長被素有“拚命三郎”之稱的江丙坤接替，江丙坤升任台灣“經濟部長”。上任伊始，江丙坤麵對的台灣經濟可以說是千頭萬緒。盡管在美、台投資與貿易摩擦中，美國憑借“301”條款報複台灣的壓力暫時有所緩和，但此時的江炳坤卻必須專注於解決任內麵臨的三大挑戰：六輕、“核四”和“國營”事業民營化。其中，王永慶的六輕案距1973年1月首次提出，已經差不多過去整整20年。如此看來，江丙坤要想在任內有所作為，恐怕命中注定要通過這“三大工程”來改變台灣經濟的命運。
國民黨當局的改變還源於外部因素。1986年3月，菲律賓馬科斯政權被推翻，這給長期實行軍事戒嚴的國民黨當局造成了極大震撼。國民黨於1986年3月召開了十二屆三中全會，並由蔣經國在會上提出了“政治革新”的主張。雖然這一主張沒有突破“動員戡亂體製”的範圍，但“解嚴”、“開禁”的確是四十多年來台灣島內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變革，不僅台灣的政治體製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其經濟體製也開始全麵向西方的自由市場製度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