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慶說：“我洽公時，常有機會接受外國人的招待，我相信外國人接待客人是為使客人感到舒適滿意，這一道理應該也是懂得的。在招待當中，我方也好，對方也好，彼此常借此機會洽淡公事，雖然偶爾有某種情形雙方堅持己見無法解決而約期另行談判，但在接待當中的融和氣氛下，解決了正事的也不勝枚舉。”
王永慶認為平時請客次數不少，談戲劇，談打球，彼此禮貌一番，難得談一次正經事。長久以來，多數是吃吃喝喝，散會結束後必定彼此表麵禮貌兼客套，說：“我們談得來。”這種情形普遍得幾乎已成了一個固定模式。當然能否談得來是非常重要的事，彼此談得來的含義可以是表示知己，如果說是知己，就絕不隻是談天說地或談打球之類的，這似乎與知己的程度相差太遠。
交談有主題，提出請教或將個人意見觀點貢獻出來，彼此知識交流、觀念溝通或對平常所思考而有難解之處，大家共同檢討，集思廣益，這種“談得來”才是健康的，才是有建設性的。
也許有人會說工商界各有其秘密存在，難得說實話，王永慶認為這種話“完全是逃避和虛偽的言論”。經營管理所涉及的是多元化的事務，要思考改善的問題多如牛毛。隻要有點管理心得，彼此提出一部分就有很多可以討論的，當然要深入探討問題，一定要彼此都有心得。一般認為無法談的問題根源，可能是自我明知對事不太深入，所以常常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借口。
有一種很時髦的說法，就是經營高階層人員隻要指示原則，其餘的可由各層人員去執行就夠了。這種說法本來是正確的，但王永慶認為問題在於各層負責人員所做的事情是否適當，工作品質如何，如果高階層人員對事一知半解，無從審查或指示改善，其水準可想而知，更談不上承擔經營者應有的職責了。
王永慶認為，類似的情況在台灣非常普遍。他指出，“既然如此，在和外國人談判，以至於雙方為遵循其承諾而定合約時，大多數是依賴對方提出腹案及其所擬定的合約書，我們拿來審核，這樣做法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深入的，必須是雙方各有其立場觀點，擬具方案提出檢討，才不致事事處於被動的不利地位，才能爭得公平的對待關係。否則，隻能言之無物，到時候為勉強維護信譽，隻好接受對方的條件了。”
王永慶這種率直個性所展現出的人格魅力，為他贏得了不少朋友。
王永慶說，在企業經營管理的道路上，虛偽處世是要不得的。虛偽就是“金玉其外，敗絮其內”的柑橘，虛偽就是嚇人的紙老虎，是“打腫臉充胖子”。最終還是自欺欺人，不但誤了自己，也誤了別人。
為鬥氣水泥爭霸
王永慶直言快語的作風很容易傷害別人的自尊心，實在不值得效仿。但奇怪的是，真正因為這些事記恨他的人卻極少，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他的性格中也有柔和的一麵，在絕大多數時候，他非常尊重別人，也懂得照顧別人的心情。他跟巨商辜振甫的恩恩怨怨就很能說明他剛柔相濟的性格特點。
辜振甫出生於1917年1月13日，隻比王永慶大5天。辜家是台灣彰化鹿港的名門望族，辜振甫的父親辜顯榮是日據時代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辜振甫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攻讀工商管理，回台後繼承了家族的事業。1954年，“台灣政府”將原來公營的台泥、台紙、農林、工礦四大公司開放民營。在台泥轉營之前，“政府”以其股票折合地價發給被收回土地的地主們。辜振甫將從父親手上繼承的大批土地捐出，換回了台泥公司的股票。幾年後，辜振甫接任台泥總經理一職，後又擔任台泥公司的董事長。辜振甫以其老練的手段執掌台泥30多年，奠定了這家公司在水泥業的“霸主”地位，他本人在台灣企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
王永慶和辜振甫同是台灣工商界的頂尖人物，人生經曆卻截然不同。論出身，王永慶是貧寒的茶農子弟，辜振甫乃名門之後；辜振甫受過高等教育，素有“才子”之稱，王永慶隻念過幾年小學；王永慶性情剛烈，為人率直，說起話來一是一，一是二，不留情麵：辜振甫文質彬彬，其修養和風度在台灣工商界首屈一指。兩人就像火與水，雖然處在不同的行業，但都是鋒頭人物，難免存在明爭暗鬥。
在台灣，水泥業以辜振甫為龍頭，塑膠業以王永慶為霸主，兩人各據一方，各領風騷。但每年台灣的納稅排行榜，王永慶都排在辜振甫的前麵。納稅額可以作為衡量一個企業成就的指標，若以此而論，王永慶無疑占了上風。也許是這個緣故，王永慶對辜振甫頗有微詞，在一個半公開場合，王永慶還把辜振甫主持的“台泥”稱為“小公司”。此事傳到台泥，涵養頗深的辜振甫也不禁麵露不快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