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之盟由此而成為漢帝國，包括東漢的尚方寶劍，任何想要對漢帝國有想法的人都在這柄劍下思量再三。不久，這柄劍就發揮了作用。劉邦死後，呂後想要封她的親戚為王，丞相王陵立即跳了出來，高聲叫喊，並指責陳平與周勃，“你們難道忘了當初與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嗎？現在高帝死了，呂後想要違反高帝之盟，你們卻不製止，他日在陰間，你們有何麵目見高帝？”
雖然呂後的提案還是強行通過，但王陵的這一態度至關重要，有了王陵的這一態度，分封諸呂的行為就永遠是違法的。這樣的前提就為將來誅滅諸呂奠定了現實基礎。
呂後自然知道白馬誓詞的重要，就在臨終前，她對自己已經被封為王的兩個親戚說：“老皇帝當初與大臣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我快要死了，你們一定要小心從事。”事情果然如她所料，當周勃在軍營振臂一呼，呂氏瞬間土崩瓦解。
許多年後，漢景帝的王皇後唆使景帝封自己的哥哥為侯，時任丞相的周亞夫又把白馬之盟拿出來，漢景帝隻好作罷。漢成帝時，外戚王氏當政，大臣們乞靈於劉邦的白馬之盟，又把陰陽五行之說拿出來，最終迫使極不安份的外戚大將軍、大司馬王鳳辭職。由此看來，白馬之盟的誓詞簡直就是一道對劉氏政權不利的人的催命符。
到了東漢，白馬之盟依舊發揮作用，章帝時，皇帝幾次要封皇太後馬太後兄弟為侯，這位老太後都以白馬之盟而婉言謝絕。安帝時，朝陽侯劉護從兄劉環因娶安帝乳母王聖的女兒伯榮為妻，而襲劉護爵位。當時的大臣楊震上疏道：“我聽說高祖與大臣有白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劉環無功，怎可得爵位？！”靈帝一朝，皇帝濫封宦官，大臣呂強上疏陳詞，其所依據仍舊是劉邦與群臣的白馬之盟。
事實上，白馬之盟的作用不僅僅如此，就在王莽托古改製，想要建立意淫出來的“王朝”時，被他逼瘋了的農民和豪強地主們都以“漢後”之名起兵。這些人之所以這麼齊心，與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天先共擊之”的深入人心有著密切的聯係。當時最強大的造反大軍綠林軍提出的口號就是“立劉氏以從人望”，找了個飯桶劉玄作為皇帝。而當有人建議這個飯桶效仿當初劉邦大封諸侯時，飯桶皇帝居然說道：“當初高祖說，非劉氏不王”。
我們說，劉邦並不是神人，也不是預言家。他與大臣們殺白馬而盟，絕大原因是以秦亡的曆史為借鑒，異姓諸侯王的基本被翦滅為前提和一批功勳卓著的布衣將相功臣集團為基礎的，這也就是劉邦——現在我們來講——最偉大人物為鞏固劉氏統治采取的最後一個影響深遠的戰略性措施。這也正是他這道遺囑能讓漢朝江山姓劉的最根本原因。
6、蹩腳的一幕
一個王朝往往要對前朝的政治得失借鑒，漢朝自然不例外，劉邦在廢掉異姓王的同時，又大封同姓王。同時，他又實行秦朝的郡縣製。可以說，西漢是實行“郡”、“國”並存政治製度的一個王朝。這主要緣於劉邦對曆史的看法，他認為周王朝亡於分封，而秦王朝亡於不分封──如果封國林立，到處都有皇族成員，陳勝、吳廣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劉邦采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一方麵保留秦王朝的郡縣製，另一方麵則恢複了周王朝的分封製度。
同時規定，封國與縣互不幹涉，封國享有獨立的行政權和軍權。名義上，它和縣一樣都歸中央政府領導。但他死後不久，封國和中央政府之間就開始了離心現象。這種現象被很多人發現，到了景帝時，大臣晁錯就極力主張把封國的麵積縮小，把封王的權力減少，前154年，這一主張終於導致了漢朝曆史上影響深遠的七國之亂。
這七國當時都在帝國的東方，並且實力相當雄厚。他們一宣布叛變，並付之實踐時，帝國的半壁河山立即喪失。景帝大為震恐，他的確沒有想到自己的對手如此強大，懊悔自己孟浪。更對自己的祖宗劉邦搞的這個分封製度而痛苦不已。當時，七國提出的兩個口號，一是殺掉晁錯，一是退還削去的土地。景帝全部接受，晁錯被腰斬於市，隨他而去的還有他的三族。
七國聯軍並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動，領導這次鬧事的老大劉濞坦白地說：“我自己要當皇帝。”當他的軍隊迫近洛陽時，帝國方麵找出了能打仗的周亞夫，此人就是當年穩固劉氏江山的太尉周勃的兒子。隻用了兩個月，周亞夫就切斷吳楚聯軍糧道，吳楚聯軍饑疲撤退，周亞夫銜尾追擊，吳楚聯軍大敗。吳楚聯軍是叛軍主力，吳楚聯軍既敗，吳楚二國即滅，其他各封王或自殺或被殺，來勢洶湧的七國之亂，轉瞬平息。
但七國之亂雖然被平息，卻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如果不是七國聯軍的老大劉濞指揮不當和剛愎自用，鹿死誰手還真不好說。如果劉濞真的鬧事成功，中國勢必回到戰國時代的割據局麵，互相吞並，戰爭不休。但他失敗了，他的失敗結束了自劉邦以來的分封製，西漢王朝順利地通過瓶頸，統一形勢更加堅固。
景帝乘此機會收回各封國的行政權和軍權，在封國掌握大權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國相——封國的宰相——國相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中央政府遂成為真正的大一統政府，為後來的漢武帝建功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大概是劉邦最蹩腳的一個戰略部署，他當時還以為這又是一個劉氏江山的保險。但這一蹩腳的保險險些就毀掉了他辛苦創下來的基業。
或許這就是漢朝的命運，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些時候，一件事情的成敗或多或少的有“命”在裏起作用。事情如此，人更是如此。
就在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份，劉邦重病不起時，呂氏出於夫妻之情，在宮外請了一名醫生來給他看病。珍視後，他問這位醫生，還能治好不？醫生回答，可治。這位醫生本以為會得來誇讚聲，想不到的是，劉邦在床上抽風一樣大叫道：“老子我以平民之身提三尺劍取天下，這是命。而現在我就要死了，這也是命。即使扁鵲在世，他能與命抗爭嗎？”說完這些話，他就讓醫生滾蛋。
“命”這個字被劉邦說出來，更有說服力。一個農民，如果不是秦末農民大起義，如果不是陳勝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呐喊而讓無數布衣放下了平民“與王侯無緣”的包袱參加了他的隊伍，他怎麼可能打敗項羽，奪取天下？！要知道，在他之前，是根本沒有任何一位平民能當上王的。
實事求是地說，這位被曆史上許多人稱之為無賴與私生子的人把“皇帝”做得倒是不錯。公元前206年十年，劉邦攻破函穀關，子嬰迎降於軹道旁，在統一天下不到十六年之後，秦朝潰滅。五年後，劉邦大會諸侯，圍項羽於垓下，西楚霸王自刎烏江，楚亡漢興，天下至此粗定。
第二年，皇帝劉邦置酒洛陽南宮，問了群臣這樣一個問題：“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秦、楚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劉邦者，也在反思一個帝國的興亡之變和長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劉邦把亡秦之因歸於“苛法”。當高起、王陵把成敗關鍵歸於現實的物質利益刺激時，劉邦則自我總結為善用人才。
以暴力推翻了舊政權，新政權卻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來證明新政權的合法性，與此同時，出身低微的豐沛統治吉他也必須獲得一種簡便易行的思想體係，來指導施政方針的製定與執行。
這個時候，蕭何站了出來。
在劉邦忙於與諸侯周旋時，漢帝國的內政全由蕭何負責。蕭何出身秦吏，職業背景必然影響他的執政思路。同時，蕭何對秦任法為治的高壓政策所引起的極端後果也了然於胸。為了重建漢帝國的統治秩序，蕭何從自己最熟悉的秦製、秦律中檢取了大量製度資源，但著眼點仍放在鎮撫百姓，修養民生上，其製度建設盡量適應社會條件與群眾心理。當然，蕭何執政，還談不上自覺總結施政思路、尋求理論指導，更多是出於職業本能反應與經驗感知。
後來，曹參代蕭何為相，選用厚重長者為從吏，寬厚馭下，以清淨無事為要。曹參的政治路線很明確：嚴格遵循蕭何所規劃的典章製度，盡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會矛盾。
從這一點來看，劉邦的任命又是何等的英明，這和他經常自詡的善於用人有著必然的聯係。也正是這樣高瞻遠矚的兩道遺囑，使漢朝曆史有了七王之亂，更有了漢朝四百多年的劉姓江山。
當然，除了七王之亂的疏漏外，開國皇帝劉邦的遺囑還有一個疏漏：他所選的接班人以“不擾天下”的無為政策治理大漢帝國，但這決非長久之計。因為當帝國發展到一定實力後，就必然要轉折。自然，這如劉邦所言，並非是人所能預料到的事。隻過了不到70年，使漢朝衰落的一位皇帝就誕生了，他就是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