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張伯倫的風潮在7月初又掀起了新浪頭。由比弗布魯克報係的3名記者撰寫的名為《罪人》的書為人們的憤恨情緒火上添油。英國工黨在“慕尼黑分子滾出政府”的口號下掀起了倒張伯倫的群眾運動。當時進行的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表明，大約有3/4以上的人認為張伯倫應該退出政府。直到張伯倫於7月底因癌症做了大手術後，這一風潮才漸漸平息下來。
這段時期，丘吉爾每天早上8點鍾左右就開始工作，所有最重要的會議都被安排在晚上召開，而且往往開到深夜才結束。丘吉爾也常常守候在電報機房，與各個部門聯絡，一直工作到翌日淩晨甚至5點鍾。丘吉爾以自己的努力作為榜樣，對首腦機關公職人員進行嚴格要求，使英國政府上下都昂揚奮發，每一個人都沉靜而緊張地投入了有秩序的工作。
為了檢查戰備情況，丘吉爾還帶領著高級官員對可能遭受入侵的地區進行了一係列的視察，他們在肯特郡和蘇塞克斯郡觀看了軍事演習，在哈裏奇和多佛爾視察了防禦工事。他的出現極大鼓舞了軍民的士氣。《泰晤士報》對此報道說：“在他經過一個小村莊時，人們很快就認出了他，紛紛舉帽和揮手向他致意，丘吉爾先生似乎處於最佳的精神狀態，他對人們表示感謝，笑容滿麵……如果丘吉爾的微笑是一種表示滿意的尺度的話，那麼他的誠意的演說就是他對英國公民的致謝。人們大聲地向他歡呼，他大聲地對人們說：‘我們泄氣了嗎？’人們高呼著：‘不。’”
丘吉爾很清楚自己的演說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於是他利用其前任從未用過的方式直接向全國軍民發表演說，以堅強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念激發大家的戰鬥勇氣。據估計，全國有64％以上的成年人收聽了他於7月14日發表的廣播講話並被感動。小說家兼詩人維塔·塞克維爾·韋斯特曾在給她丈夫的信中寫道：“我想，人們之所以被他所使用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詞句所打動，原因之一就是人們感到，在這些詞句背後，有著像一座堅強堡壘那樣巨大的力量和決心全力支持著，而決不是字斟句酌、咬文嚼字的緣故。”
演講雖然能激起英國人民的鬥誌，但卻打不退敵人，英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加強戰備。由於開戰後看到了表現出的空前強大的戰鬥力，丘吉爾克服了重重阻力，把空軍部的供應部門劃分出去，專門建立了一個飛機生產部，比弗·布魯克被任命為該部大臣。
前後兩任本土軍陸軍總司令艾恩賽德將軍和艾倫·布魯克將軍，指揮部隊在島山構築堅固的防線，挖掘反坦克壕，修建鋼筋混凝土掩體，還組建了直接打擊登陸敵軍的機動部隊。7月，羅斯福總統不顧許多人的激烈反對，給英國運來了50萬支步槍，8萬挺機槍，1.3億發子彈，900門75毫米的大炮，100萬發炮彈以及各種炸彈、烈性炸藥和無煙火藥。這些物資幾乎把美國軍火庫的家底搬空了。丘吉爾立即指示以“有計劃的軍事行動”組織分運，並立即發放給近100萬國民自衛軍。英國人本來準備用幹草叉和連枷來對付德軍，現在有了武器彈藥，更感覺自己不可戰勝。
比弗布魯克在飛機生產方麵做出了很大成績，“噴火式”和“旋風式”戰鬥機從大撤退時的331架增加到620架，後備飛機從36架增加到289架。海軍也把大部分驅逐艦從執行護航任務中調回來對付德軍入侵。為了避免“打另一場戰爭的危險”，丘吉爾還不顧中國等國家抗日戰爭的需要，宣布關閉緬甸通道3個月。這一姑息日本的行動，實際上為英國後來在東南亞的失敗埋下了禍根。
拒絕和談，奮勇抗敵
丘吉爾此刻考慮的不僅僅是戰備，還有戰略部署問題。經過兩個月的緊急戰備，英國本土共有可供軍用飛機起飛的機場324個，戰鬥機部隊也由原來的25個變成了56個中隊，戰鬥機980架，其中英國新設計的性能優秀的新型戰鬥機685架；高射炮部隊共計7個師，高射炮4 000餘門，但其中大多數是小口徑高射炮，而且由於大口徑高射炮月產量僅40門，短時期裏數量難以增加。不過對於這個問題，英軍也有對策，他們調整了部署，將約700門大口徑高射炮配置在飛機製造廠；防空攔阻氣球5個大隊，攔阻氣球1 500餘個，這些攔阻氣球都係在汽車上，戰時可以迅速轉移；此外，還有探照燈2 700具。
經過改良，此時的英國空軍無論從數量還是戰鬥力上都比之前有了很大提高，英國空軍部為此還特別成立了專門的防空指揮部，統一指揮全國所有的戰鬥機、高射炮、雷達和觀通警報部隊。最重要的是英軍還建立了當時鮮為人知的雷達部隊，英國是最早將雷達投入實戰的國家，至1940年7月全國共建成雷達站51座，其中需要重點防禦的東南沿海地區有38座，約占總數的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