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心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在《推拿》裏頭寫到了手機。我本人是不用手機的，因為不用手機，我被問了許許多多的“為什麼”。其實很簡單，我幾乎就是一個宅男，家裏頭的那台座機足夠我和這個世界保持聯絡了——我為什麼要把座機的電線掐斷，再把它捆在褲腰帶上呢？這一交代事情就有些無趣，我沒有和現代性對著幹的意思，我的行為不涉及堅守、捍衛等彪悍的、形而上的內容。
同時我還要說，我對手機沒有仇恨。因為沒有仇恨，我就會用一種寧靜的，甚至是審美的心情去審視它——這一審視我還真的有了新發現了：手機業已為我們創造出了一種新語言。比方說，在年輕人的短信當中，“再見”，也就是“拜拜”，被樂嗬嗬寫成了“88”，而英語好的孩子們則更不含糊，他們的“再見”也就是“See you”也有了嶄新的書寫方式，很簡單，酷勁十足，就兩個字母：“CU”。
馬上就有人要反駁我了，這是什麼新語言嘛！我要說，是的，是新語言。例子是現成的，我在做足療的時候讀到過，準確地說，是聽到過大量的手機語言。一個男人的手機響了，是一個女的發來了短信：
——幹嗎呢？
——躺著呢，捏腳呢。真想和你躺在一起，敢不敢啊？
——我有什麼不敢的？隻怕是我一去你就軟了吧？嗬嗬。
——你來了我當然要軟。
我想這樣的語言我們已經熟悉了。這樣的腔調已經擁有了時代性和全民性。它曖昧，有點像打趣，有點像調情，它的特征是攻守兼備，它的魅力在於進退自如。它是聊天的上限，它也是故事或事件的下限，大大方方地親昵，加上一點小小的髒。在當今的中國，再木訥、再愚鈍的男女都已經擁有了兩種不同的語言，一種是日常的、正式的口語；一種是風光無限的、人欲橫流的（我在《推拿》裏頭把它叫作“嘩啦啦”）手機書麵語。如果一個人用日常的、正式的口語去寫短信的話（辦事除外），隻能說明一個問題：他低智、無趣、落伍、冬烘，一句話，他太“二”。
手機就這樣悄然無痕地改變了我們的人際。我要說的是，手機已經給我們帶來了一種新文明。多年之前，劉震雲寫過《手機》——張國立先生瞪著驚恐的眼睛把手機叫成了“手雷”。我欽佩劉震雲的天才與敏銳。但是，我是有遺憾的。手機不是手雷。手機是生化武器。手機是轉基因。手機不動聲色地改變了我們的文化，我們放棄了真摯，我們選擇了半真與半假，我們的語言是油腔的、滑調的——戀愛、傾訴、表達感情都有新語言，更不用說“搞男人”或“搞女人”了。其實“搞男人”和“搞女人”裏頭反而有真摯和美。我們的語言換了人間。手機讓我們變得粗鄙。通過手機語言，我們在“粗鄙地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語），我們的內心很難滋生並回味“很講究的情緒”（哈代語）。我把這種新的語言、新的文明叫作“手淫”——通過“手機”去“意淫”。
手機有錯麼？沒有。這個是一定的。手機在幫助我們，它一點錯都沒有。我必須要說的是，對於我們這個民族來說，一切都是特殊的，手機出現在了我們的特殊時期，也就是“轉型期”，我們的政治秩序在變，我們的經濟秩序在變，關鍵是，我們的心在變。心變了，往更加貪婪和更加不知羞恥裏變。這一來語言就跟著變。更加貪婪和更加不知羞恥在語言上必然是這樣的：既赤裸，又曖昧。赤裸是目的，曖昧則是武器，這武器是多麼斑斕，軍人們把這樣的斑斕叫作迷你——迷你，迷他，也迷我。
《推拿》到底寫了什麼？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想好。我真的說不好。但是，有一個重點是清晰的，我想寫一點尊嚴。看過來看過去，我隻能在盲人的身上寄托它了。我不知道我們這些“健全人”還有多少尊嚴，我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內。我也在“粗鄙地享受”，我多麼渴望我的內心能多一些“很講究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