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作家的身份一直比較木然，對中國作家的身份也一樣。一個寫作的人，沒事的時候誰會去琢磨這個呢。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許多國家的作家走在了一起，我的英語很爛，外國作家的話我一點也聽不懂，但我還是聽出頭緒來了，有一個詞大家重複得特別地多。我回過頭來查了一下電子字典，那個詞是“身份”。在後來的聚會中，慢慢地我又聽出頭緒來了，說“身份”這個詞的作家有一個共同的特征，他們大多來自亞、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作家。過了幾天，借助於朋友的幫助，我和一位來自非洲的女作家聊了起來，她是用法語寫作的，但是，在生活中，她幾乎不用法語，她和她的家人一直都在用她的本土語言。說起她的本土語言，這位非洲女作家的肢體動作就非常誇張，載歌載舞的，說她的本土語言是多麼美。
一個人對本土語言的喜愛是不難理解的，這其中牽扯到她的開口說話，她的成長，她的發育，她內心的千頭萬緒，她骨子裏的秘密。然而，這位非洲作家的本土語言早就遭到了侵犯，覆蓋麵其實很有限了，到了寫作的時候，她隻能放棄她的本土語言，用起了法語，否則她的書就沒幾個人去看。法語其實已經是她的生存技能了，為了寫下去，活下去，她不得不這麼做。——到最後，在寫作的過程中，她把她自己寫成了“他者”。她的寫作隻是做了這樣的一件事：我不是我，我是你。在非洲和拉美，許許多多的作家都是這樣，因為殖民地的緣故，他們寫作時的“第一語言”不是他們的母語，我猜想他們都有些特別的感觸，所以，他們格外在意“身份”，這是一種痛，這件事的代價是巨大的。
中國也曾經是殖民地，不過，幸運的是，在殖民的過程中，我們的漢語一直保留下來了，這個不難理解，這個我們是占了人多、地大的便宜。殖民者要想改變中國人的語言，他出不起這個教育成本，漢語被語言殖民的成本實在是太高了，所以，中國作家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作家比較起來，是幸運的，我們至今都可以用漢語寫作，我們一直保留了漢語作家的身份。
但是，我們能不能說，一個書寫者隻要用他的母語寫作就一定不會成為“他者”呢？我看也不一定。外部的力量可以使一個寫作者成為“他者”，內部的力量也一樣可以。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中國的作家一直處在價值分離的窘境之中，這個分離就是普世價值與核心價值的分離。這是中國作家需要付出的代價。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我們一直處在核心價值裏頭，遠的不說，五十年代之後，我們的寫作其實是在某種核心處境之下的寫作，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後來的情況有了改變，有人說，我們的處境已經完全改變了，進入經濟中心時代之後，我們已經是在經濟價值為核心價值的處境下寫作了。對此我是懷疑的。不管怎麼說，普世價值與具有中國特色的核心價值是分離的，這是一個基本事實。
為了把這件事說好，我要講一個故事，故事發生在我的少年時代。那時候中國的大地上剛剛時興喇叭褲。有一天，在一條船上，一個穿著喇叭褲的年輕人上船了，另一個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就和穿著喇叭褲的小夥子對視。我在這裏要補充一下，在我的家鄉，民風相當彪悍，兩個男人的目光對峙，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後果。那一天的情況正是這樣，那個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站起來了，抽了穿喇叭褲的小夥子一個大嘴巴。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問：“你為什麼要打我？”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說：“我看不慣你的褲子。”就因為這個，穿喇叭褲的小夥子和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打起來了。打完了，船艙裏七嘴八舌，人們開始討論這件事。有意思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裏，我發現人們討論的是那個穿喇叭褲的小夥子該不該穿喇叭褲，而沒有涉及那個沒穿喇叭褲的小夥子該不該打人。話說到這裏就簡單了，人不可以打人，這是一個普世價值，我們恰恰把它忽視了。忽視普世價值，過分熱衷於特殊的核心價值，也許這就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形態。普世價值是什麼？我認為並不複雜，其實就是每一個人的心中所固有的，是全人類的本能，而不是時代的本能，或民族的本能。認同普世價值，而不隻是特殊價值，這就需要中國作家擁有自由的、獨立的身份。否則，寫來寫去，你依然是“他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文學真正融入這個世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