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的地方王彬彬不太喜歡說話，他的臉上總是掛著一副王顧左右的神情，交替著打量每一個人，目光懶散得很，眼珠子一會兒從左移到右，一會兒又從右移到左。然而，話題一旦出現分歧、對峙，王彬彬的眼神立馬就聚焦了，很緩慢地打起手勢，說：“是這樣的。”這就是說，王彬彬要開口說話了。隨後就是一二三四。在這一點上，王彬彬和同屬南京軍區的小說家朱蘇進有著驚人的相似。看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還得加上第九條：“語不驚人誓不休。”
因為人高馬大，王彬彬的舉手投足總是慢條斯理的。隻要一抬腿，王彬彬就會邁開他的四方步，玩他的“宏大敘事”。我想，如果有一顆“飛毛腿”導彈落在他的身邊，王彬彬一定不肯撒腿狂奔的。偶爾遇上熟人，王彬彬就要微笑著向人家點頭，親切得要了命。所以，我們不太願意和王彬彬在軍區大院裏一同走路，隻要你的手腳一麻利，你就成了“將軍”身邊的通訊兵。當然，我說的是背影，麵對麵你是不用擔心的，將軍的臉我們在電影上見多了，人家玩的是“胡天八月即飛雪”。
同在南京，說起來我和王彬彬見麵的機會真是少得可憐。我懶得出門，而王彬彬更是整天把自己關在家裏，寫作，業餘時間看書，要不就是看書，業餘時間寫作。這個人不泡吧，不搓麻將，不玩棋牌，不說“段子”，沒有“故事”。我就弄不懂他的身上哪裏來的這麼大的定力。偶爾通通電話，我說，忙什麼呢？他的回答永遠是一樣的，還能幹什麼？看書。我說，怎麼還在看呢？他在電話的那頭伸起個懶腰，拖聲拖氣地說，不看是不行的。
這麼說王彬彬是一個慢條斯理的人囉？這麼說王彬彬永遠靜若處子囉？否。今年六月，我到南京大學去聽王彬彬的講座，開始的幾分鍾還好，他有板有眼的，神靜氣閑的。沒多久，這個人“露”了。他激蕩、剛烈、無畏、敏感而又銳利。他的聲音與手勢都大得驚人，兩條腿在三尺講台上來來回回。在他激動、偏執同時又在學生麵前斟字酌句的時候，這個人的身上有一種痛、一種焦慮、一種憤怒。這就是為什麼他的研究領域離“文學”越來越遠，而離真正的社會越來越近的生理緣故。
這個人的這一輩子注定要被焦灼所纏繞。我想，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與寫作上，或許正是這種焦灼的直接反應。他太想弄明白，他太想知道這個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這個人一定會累上一輩子。因為這種焦灼的“第一動因”不是來自於外部，相反，它來自於自身的氣質，氣質的力度與氣質的賁張。
我想，王彬彬的焦灼還有可能來自於生命的緊張感，這種緊張表現為極為沉重的使命色彩。這樣一來，這個人對時間與生命理所當然地采取一種擠壓式的生存姿態。因而，他選擇了迅速與明朗的文風，同時也采取了一種內斂和簡約的生活。
有一次我們在一條遊艇上遊覽，四五十個人，整條船都亂哄哄的，大家都在娛樂。他在用姊妹對吊將，你在打生死劫。我們玩得正投入，這時候不遠處傳來了一聲詰問：“陀思妥耶夫斯基呢？”許多人都停下手裏的棋牌四處找說話的人。說話的人是王彬彬。我敢打賭，說話的人一定是王彬彬。
激情是王彬彬生命中的一把雙刃劍。
王彬彬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生於安徽安慶，本科就讀於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專業是日本語。畢業之後他被“分”到了部隊，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就被摁在大別山的山溝裏頭。無論從大處說還是從小處說，心氣極高的王彬彬都不肯在那樣的地方了此一生的。一九八六年王彬彬考取了複旦大學，做了潘旭瀾老先生三年的碩士生，又當了三年的博士生。後來他就到了南京，再後來我們就認識了。
我並不認為自己的嘴巴有多直露，但是，總是有朋友提醒、批評。我隻好默認。然而，在我看來。王彬彬的嘴巴比起我來還要直露。舉一個例子，今年上半年，我曾在北京一家報紙的副刊上發表過一篇小短文，王彬彬不同意我的觀點，晚上打來了電話，這個人告訴我看過我的文章之後，劈頭蓋臉就是這樣一句：“這篇文章不好。”我實在沒有料到王彬彬會給我來“血染的風采”。這個電話讓我難忘。這個電話同時還讓我踏實。這倒不是我有“聞過則喜”的聖德，我是說，如果王彬彬讚美你的某一樣東西，至少說，他是真心喜歡。不能掩惡與不肯虛美，這兩者是合二而一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直露，但是，這個人是誠實的。誠實，是的，不過我認為，誠實或許並不是王彬彬的道德自律，也許他還把它看成了一種修辭格式，王彬彬想獲得的，可能還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