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蓀
管理是兩人或兩人以上的群體共同勞動的客觀要求，它在人類社會是一種普遍現象。人需要管理，物需要管理，事需要管理。哪裏管理得好，順應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哪裏就會產生整體大於部分簡單之和的係統“放大”效應，用經濟學觀點可以說，就是少投入多產出。反之，哪裏缺少管理，或違背事物發展規律的管理，哪裏就會出現“三個和尚沒水吃”的現象，甚至出現無序、衝突、動亂、衰敗、倒退的不堪情境。
古人很重視管理，在浩如煙海的我國曆史古籍中，充分反映了古代治國安邦和管理眾人之道。《禮記·禮運》中日：“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這裏的“道”，指炎帝、皇帝時實行的治國之道。這幾句話是說，“在大道實行的時候，天下是公有的，所選拔的是賢德和有能力的人，所講的是信義，所修習的是親睦。”在《孫子·計篇》中寫道：“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意思是：哪一方的國君比較賢明？哪一方的將帥比較有才能？哪一方占據比較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實貫徹執行？哪一方的軍隊實力強盛？哪一方的士卒訓練有素？哪一方賞罰公正嚴明？根據這些進行分析對比，我就可以判斷誰勝誰負了。《管子·牧民》上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這些正確的管理思想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們黨製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就大得民心，大合民意，大順民情，對各族人民就起到了極大的鼓舞、激勵作用，因而在各條戰線上就取得了卓越、輝煌的成就。
我國古代豐富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西方許多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早在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曾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她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麵，堪稱首屈一指。”本世紀長期擔任美國政府高級職務的哈林·克裏夫蘭認為：“諸多有關管理和領導的要旨很久以前已為人稱道，而且大部分已有中文記載。”
我們應當清除在某些人們頭腦中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想，積極而精心地整理、探索我國古代管理思想，吸取其精華，做到“古為今用”。
西方工業發達國家近一百年來經濟發展的共同經驗之一是：非常重視管理。日本把生產技術現代化和管理現代化看做經濟高度發展的兩個車輪。有的國家把管理、科學、生產技術稱為現代文明的“三鼎足”或三個環子。瑞士經濟學家肯德則斷言：“19世紀是工業世紀，20世紀則以管理世紀載入史冊。”20年前，美國組織並實施了複雜而龐大的“阿波羅登月計劃”，成功地發射了“土星——5號”火箭。其總負責人韋伯博士說：“我們沒有使用別人沒有的技術，我們的技術就是科學的組織管理。”因此。有的人做出這樣的結論：沒有科學的管理，就不可能有現代社會的任何一項重大成就。
如何對待西方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我們既要反對“全盤否定”的“左”的態度，又要防止“盲目照搬”的右的做法，而應當按照“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方針，積極引進、借鑒、消化、吸收，做到“洋為中用”。
當今的世界，科學技術、社會生產、文化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各國為使自己不致於在新的競爭中落後，采取的重要對策之一是提高管理水平，否則就難以適應新的形勢，就會陷於被動。一般說來，我國的管理水平還比較落後，我國許多企業的產品質量、能源消耗、原材料利用率、資金周轉率、勞動生產率、產品成本、資金利潤率等經濟指標不太理想，經濟效益不大好。加強科學管理是當務之急。我國是一個近12億人口的大國，目前正處於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換過程之中。有的學者提出，我國應逐步實現“五個”現代化，在“四化”之後加上“一化”，即“管理現代化”。從上述情況看，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管理現代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
馮東升同誌曾在基層企業、公司、學校、地方政府、市委機關和中央機關工作過，對工業、商業、農業、教育比較熟悉，十幾年來寫了不少有關管理方麵的書、文。其中，1982年出版的《怎樣當經理》一書發行了197，500冊。他寫的書、文深入淺出，強調實用性，能從讀者實際情況、實際需要、實際水平出發，受到讀者好評。鄧小平同誌語重心長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馮東升同誌這種寫作態度符合我們黨的理論聯係實際的優良學風，因此，是應該提倡的，隻是某些章、節還可更精煉些。
希望《新編實用管理學》的出版，對各行各業的管理者在從事管理活動中有所裨益，並為建立與完善中國社會主義科學管理理論體係起到推動的作用。
1993年8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