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劃分四子封地時，大兒子術赤的封地在額爾齊斯河以西、花剌子模以北，直到蒙古軍馬蹄最遠的地方。1235 至 1242 年，窩闊台派遣術赤第二子拔都率領蒙古大軍進行第二次西征，占領了烏拉爾河以西伏爾加河流域不裏阿耳、欽察等部族，且征服了斡羅思（即俄羅斯）等一些地方。
1242 年夏，拔都得知窩闊台汗去世，帶軍回國。
1243 年初，拔都到達伏爾加河下遊，置沒薩萊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為首都，正式建成了東起額爾齊斯河、西到多瑙河、南轄克裏木半島和北高加索的欽察汗國。
由於拔都所在的穹帳使用金頂，所以欽察汗國也被叫作“金帳汗國”。在欽察汗國境內生活著不裏阿耳人、花剌子模人、莫爾多瓦人、希臘人、阿速人、俄羅斯人、康裏人、欽察人、蒙古人等各族人。
當忽必烈和阿裏不哥還在為汗位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欽察汗國早已經進入了別兒哥（拔都之弟）的統治時期，別兒哥表麵上看似擁護阿裏不哥，但事實上對阿裏不哥同忽必烈的汗位之爭並不關心，隻是向雙方派出使者進行協調。隨後，欽察汗國同伊利汗國為爭奪高加索地區發生了戰爭，因為伊利汗國是忽必烈同母弟旭烈兀建立的，因此影響了欽察汗國與元朝的關係，欽察汗國開始對忽必烈進行防備。
忽必烈為了打敗阿裏不哥及西北諸王，就表麵上承認欽察汗對其地區的統治權。
至元三年（1266），別兒哥死後，拔都之孫忙哥帖木兒登上皇位，正式得到忽必烈冊封。
海都叛亂時，忽必烈與欽察汗國聯合一起打擊海都，連續四次派遣鐵連出使欽察汗國。
鐵連是乃蠻人，曾當過拔都王傅，是術赤係家臣。
鐵連到達欽察汗國，告以海都叛亂之事，請求忙哥帖木兒出兵夾攻，忙哥帖
木兒馬上表示，“祖宗有訓，背叛的人要被殺死。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掩襲，剿絕不難矣。”
後來，忙哥帖木兒雖曾一度出兵征戰，但不久就與海都和好，與海都聯合攻打察合台後王八剌，不久又和海都、八剌在答剌速河畔舉行聚會，在會上劃分了他們在中亞地區的勢力，並支持八剌進攻伊利汗國。
至元十三年（1276 年），皇子那木罕與丞相安童率兵抵禦海都，因為蒙哥之子昔裏吉叛亂，皇子那木罕被劫送到和海都聯盟的欽察汗國，拘押八年，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脫脫蒙哥在位時，才把那木罕遣送還朝。同時，脫脫蒙哥給忽必烈寫信，表示臣服。自此，欽察汗國與元廷的關係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
忽必烈時期，雖然同欽察汗國的關係頗為緊張，但並沒有影響雙方的經濟、政治、文化交流。
這一時期，欽察汗國的經濟製度、主要政治與組織，都是仿照大汗之廷規製定的。在元朝通行的驛傳製度也在欽察汗國生了根，忽必烈發行的紙鈔亦開始在欽察汗國的大地上流通，火藥與火器也先後傳到欽察汗國，俄羅斯等武士都從蒙古人那裏學會了鐵火罐等使用火藥引起燃燒與爆炸的新式火器。
不少元朝工匠被遷到欽察汗國，在那裏從事銅鏡製造、武器製造等工作。俄羅斯等貴族開始采用東方服飾，也穿起了長衫、皮靴，戴上了圓帽，紮起了腰帶，配上了樺皮弓與蒙古彎刀等。欽察汗國的人們也養成了喝茶的習慣。內地的經濟與文化對欽察汗國的影響較大。
欽察汗國的文化對元朝影響很大。阿速、欽察、俄羅斯等族將士和工匠大量入居元朝，忽必烈時期，曾有大量欽察人跟隨忽必烈征伐大理與南宋，忽必烈曾把欽察人單獨組建一軍，都列入宿衛軍。
到元二十三年（1286 年），特立欽察衛，有行軍屯田三所，千戶十九所，又曾調集一千五百一十二名衛士在清州等地屯田等。忽必烈也把阿速人組建的軍隊列為宿衛軍，至元九年（1272 年），設立阿速拔都達魯花赤，招集阿速正軍三千多人，又選阿速揭隻揭了溫怯薛丹軍七百人，隨從忽必烈車駕，宿衛京城等。
忽必烈時期，屬於欽察汗國地區的、服務於元廷的著名將領與大臣、科學家也不少，其中影響巨大的有土土哈與不忽木等人。
土土哈是欽察人，班都察之子。拔都西征時，班都察投降蒙古，後來轉到忽
必烈帳下，從忽必烈征伐大理與南宋。
中統元年（1260 年），土土哈也同其父隨從忽必烈征討阿裏不哥，並立了大功，因而承襲父職成為宿衛哈剌赤長。
到元十四年（1277 年），海都叛亂時，土土哈率欽察軍千人從伯顏北征，在追擊脫脫木兒及昔裏吉時，很有戰功，得到許多賞賜。
後來，他被提升為樞密副使兼欽察親軍衛都指揮使，得到自任族人為官屬的特權。又在哈丹、平定乃顏叛亂和抵禦海都等西北諸王叛亂鬥爭中立下很大功勞，受到忽必烈的多次讚揚。
不忽木出身於西域康裏貴族。“康裏，即漢高車國也”。高車，也叫作丁零，魏晉以後稱鐵勒、敕勒等，南北朝是突厥所並，隋時發展為回紇，在反抗突厥的鬥爭中不斷壯大。
唐德宗時改叫作回鶻，元朝時大部分發展為畏兀兒，其中一部為康裏。
不忽木的祖父海藍伯與父親燕真均為成吉思汗所俘，燕真被賜給莊聖皇後（即忽必烈母唆魯禾帖尼）撫養，後來送給忽必烈為侍從。所以，不忽木在忽必烈身邊，並給事太子真金之東宮，從學於大儒許衡、王恂等，是儒家的忠實信徒。
忽必烈晚年提拔其為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為忽必烈晚年的政治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欽察汗國地處歐亞北路交通要衝，歐洲商人與使節大多取道欽察汗國來元朝，他們走這條路盡管比較艱難，但很安全。
元人前往歐洲，也有一些人通過欽察汗國。其中有的商人先把貨物運到欽察汗國，再轉運到元朝；元朝商人也將貨物運到欽察汗國，再轉運到歐洲等地。
所以，欽察汗國的首都薩萊成為溝通東西的國際性都市，輸入產品很多，成為重要的中轉戰。
欽察汗國在溝通歐亞交通，促進歐亞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方麵，作出了重要貢獻。
伊利汗國是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建立的。一二五二年，蒙哥汗派遣旭烈兀率領蒙古大軍進行了第三次西征，在成吉思汗與窩闊台汗時期就用武力占領波斯大部分領土，旭烈兀又在此基礎上，統率“鐵騎旋風”，一路所向無敵，攻陷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滅掉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之後，旭烈兀又
分兵攻進敘利亞等地。
蒙哥死後，忽必烈與阿裏不哥開始了漢位之爭，忽必烈為取得旭烈兀等人的支持，派人告知旭烈兀道：“各地區有叛亂，從質渾河（阿母河）岸到密昔兒（埃及）的大門，蒙古軍隊與大食人地區，應該由你掌管，要用心防守，以博取我們祖先的美名”。
正式答應將阿母河以西直至埃及邊境的波斯地區的蒙古、大食等軍民劃歸旭烈兀統治，於是旭烈兀正式建立了伊利汗國。
伊利是突厥語“從屬”之意。旭烈兀以“伊利”為汗國名稱，顯示他願意隸屬於大汗忽必烈。確實，在一切的宗藩之國中，伊利汗國同元朝的關係最為親密，在忽必烈同貞阿裏不哥、北方諸王鬥爭中，伊利汗都始終站在忽必烈一邊。
自旭烈兀以後，伊利汗國的汗王即位，都一定要接受元朝冊命才能升效。《史集》記載，旭烈兀以後，諸王與大臣們都一致擁護旭烈兀的長子阿八哈繼承汗位，阿八哈說：“忽必烈汗是長房，未經他的許可怎能登上汗位呢？”後來在諸王與大臣們的強烈擁戴下，阿八哈同意繼承汗位，但要權攝國政，便派使向忽必烈報喪，請求忽必烈冊封他為汗。
“在忽必烈合罕陛下的急使送來以他合罕名義頒布的璽書前，他坐在椅子上治理國家”，始終不肯坐大汗寶位。
直至忽必烈派來使者“帶來了賜給阿八哈汗的詔旨、王冠和禮物，讓他繼承自己的光榮父親成為伊朗地區的汗，同時讓他沿著父祖的道路前進”，阿八哈才“再次登上汗位”，正式舉行即位大典，“照例舉行了歡慶儀式”。不久，伊利汗接受元朝大汗冊命，正式形成製度。
忽必烈在冊命伊利汗登基時，又頒給伊利汗印璽作為權力的象征，忽必烈相繼賜給伊利汗的印璽有“輔國安民之寶”與“王府定國理民之寶”等。
那時規定，在伊利汗頒發的詔敕、國書中，都要把元朝大汗列在他的前麵。
如到元二十六年（1289 年），伊利汗國阿魯渾汗給法國國王菲力四世的國書中，開頭便寫“長生天氣力裏，大汗福蔭·裏，阿魯渾諭法朗國國王”。伊利汗的鑄幣上，也把元朝大汗之名放在旭烈兀之前，其上阿拉伯文日：“伊兒汗大旭烈兀、最大可汗”。
凡此種種，充分說明元朝同伊利汗國的關係是一種宗藩關係。
元朝同伊利汗國關係一直很不錯。官吏任用也交換使用。
打個比方說，阿八哈汗曾經派遣伯顏入元廷奏事，忽必烈見伯顏體貌雄偉，奏事清楚機敏，極其欣賞，就留在自己身邊使用，後來任命為滅宋統帥及丞相、樞密院長官等，成為忽必烈一朝非常著名的人物。
忽必烈也曾派遣撒兒塔和奧都剌合蠻等到伊利汗國，鉤考他在伊利汗國的屬民和分戶應繳的財物。
到元二十年（1283 年），忽必烈又派丞相孛羅與拂林人愛薛出使伊利汗國，愛薛充當翻譯。兩人到達伊利汗國，見到阿魯渾汗，倍受他的歡迎，阿魯渾汗便奏請忽必烈，把孛羅留下作為自己的丞相。
此後，孛羅丞相定居伊利汗國，相繼輔佐阿魯渾、亦鄰真朵兒隻（海合都）、拜都、合兒、合讚班答（完者都）等人治國，為伊利汗國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忽必烈同伊利汗國交往非常頻繁，促進了雙方經濟、政治與文化的交往與發展。元朝的經濟、政治與文化製度對伊利汗國影響頗深，其汗廷的組織與製度，與蒙古差不多，選汗的忽裏台製度與汗即位儀式等都沿襲蒙古製度，也同元朝差不多一樣。
伊利汗國定都桃裏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裏十），以蔑剌哈為陪都，也模仿忽必烈實現冬夏兩都巡幸製度。
同時，陵墓的禁地設置、宗王出鎮與分封製度、後妃的守宮繼位、達魯花赤製度、四怯薛製度、崇信佛教、驛傳牌符製度及對各種思想兼容並蓄政策、軍戶的份地采邑製度、斡脫製度以及風俗方麵的妻後母、兄死妻嫂、飲金屑酒宣誓、薩滿占卜等，大體都相同。
伊利汗國還把忽必烈所行鈔法搬移過來，也采用雕版印刷紙鈔，發行全國。
伊利汗國發行的紙鈔完全仿照元朝至元鈔，長方形，上麵也有漢文“鈔”字，四周紋飾照樣刻印，隻是多了一個阿拉伯文的年份。
鈔麵價值從半個迪爾漢到十個第納爾不等。這是在遼宋金元以外的世界上第一次發行紙鈔，具有重要的意義。
忽必烈在將元朝政治、經濟與文化傳播到伊利汗國的同時，大量吸收了伊利汗國的科技與文化。在忽必烈出兵滅宋時，就曾遣使向阿八哈汗征用炮匠，阿八
哈汗即遣回回炮手亦思馬因、阿老瓦丁等赴元朝應命，把回回炮技術傳入元朝。
伊利汗國的天文學成就很大，忽必烈讓來自敘利亞西部操阿拉伯語的拂林人愛薛掌管西域星曆和醫藥二司，由此把回回天文曆算介紹至元朝。
隨後，西域天文學家劄馬魯丁根據回回天文學撰成瀝年曆進獻給忽必烈。
後來，郭守敬創製鍛時曆之時，大部份天文知識來自伊利汗國。
忽必烈在恒星觀測方麵開始編製星表，主要是學習撒馬爾罕與馬拉格天文台的經驗而後才開始的。
郭守敬改革與設計的十三架天文儀器，在其數量上同馬拉格天文台相同，功用也大體一樣，其中簡儀非常著名，事實上是在學習馬拉格天文台的黃赤道轉換儀而後製成的，因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故稱簡儀。
伊利汗國的醫藥學也很著名，當時，大量傳入元朝，使元朝的醫藥學有了進一步發展。
在忽必烈時期，有很多的伊利汗國境內的阿拉伯、波斯等各族人進入元做官、經商、行醫和從事各種手工業等，還有不少漢族文人、官員、工匠與商人等留居伊利汗國，雙方關係處理得很融洽，經濟文化交流發展十分快，對促進雙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伊利汗國為歐亞南路交通要衝，通過伊利汗國境內的傳統的“絲綢之路”，到過從波斯灣到廣州、泉州的海路都非常活躍。
忽必烈曾經派遣紮木嗬押失寒、崔杓持金十萬兩，通過伊利汗阿八哈市到過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又曾經頒給列班·掃馬和馬忽思二人鋪馬聖旨，同意他們赴耶路撒冷朝聖。列班·掃馬通過伊利汗國出使羅馬教廷與英法等國，加強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往來。
忽必烈通過伊利汗國，的確為中西的發展及其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高麗是九一八年由王建建立的政權，都城置於開京（今朝鮮開城）。
高麗政權的建立，相繼滅掉新羅與百濟，統一了朝鮮半島。
當蒙古軍隊進入中原滅金取宋之際，高麗處於高宗王暾統治時期。
元太祖十年（1215 年），成吉思汗率軍攻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十一年，一部分反蒙契丹武裝逃到高麗，占領江東做為已有。
元太祖十三年（1218 年），成吉思汗為滅這支反蒙武裝，派遣哈劄剌、哈隻吉等率領軍隊進入高麗，哈隻吉請求高麗出糧、出兵援助，於是蒙古與高麗聯合鎮壓了這支反契丹武裝。事後，哈隻吉曾表示，與高麗互為友好之邦。
但是，成吉思汗不願意高麗與他地位相同，令高麗為臣下之國，並派遣使者催督高麗向蒙古繳納歲貢，所以，引起蒙古和高麗的連年戰爭。
當時的高麗並不是蒙古的對手，高麗國王王懇隻把將世子（即王儲，相當於漢人的太子）王倎派到蒙古作人質，來獲得暫時安寧。
中統元年（1260 年），忽必烈即位，正值高麗國王王懇死亡。陝西宣撫使廉希憲向忽必烈建議說，高麗國王王懇曾遣其世子王倎入覲以為人質，現已三年。
現在王懇已死，若乘機禮送王倎歸國，幫助他繼承王位，王倎“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覺得很有道理，於是決定改變以前對高麗的征討政策，實行挾植馴順國王的招撫政策。於是，忽必烈盛禮館待王倎，派兵護送歸國，幫助王倎當上了高麗的國王，即高麗元宗。
忽必烈扶植王倎（後改名王植）即位以後，發布詔書，表示“布德施恩，解仇釋憾”，答應王植可以恢複高麗往日疆土，確保其家族安全等，但高麗必須“永為東藩”。
王倎都高興地答應了。以後，蒙古與高麗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兩國進入宗主與藩邦的和平時期。
王俱當上高麗國王之後，除自己親自向忽必烈朝覲以外，還派世子王椹（又名王賰，後改名王昛）等人到元朝覲。
中統元年（1260 年）六月，王倎派遣世子王椹用自己改名王植的事寫成文章告訴忽必烈，這是王椹第一次使元。
到元朝六年四月，王椹又一次入元朝覲。
六月，高麗權臣林衍由於不滿意王植附元，用武力逼迫王植退位，改立王植弟弟安慶公王渭為國王。
林衍害怕元朝不滿意，撒謊說王植病危，不得不傳位給王渭，並上書元朝，企圖騙取忽必烈批準。這時，王椹已離開元朝首都（今北京）回國，當王椹走到婆娑府（今遼寧丹東一帶）時，聽說國內發生政變，並了解到實情，立即返回元朝首都向忽必烈報告。
忽必烈聽後大怒，立即派遣斡朵思不花、李諤等到高麗了解情況，隨後，敕令王椹率兵三千，與大將蒙哥都等人去征伐高麗，解決高麗政變問題。同時，忽必烈又派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等人持詔前往高麗，讓王植、王渭、林衍同時入“麵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頭輦哥國王等率領大兵壓境，如果三人不按時上朝，即用武力解決。
林衍心虛，不敢來朝，不得不廢棄王渭，重新讓王植恢複王位。林衍不久病死，其子侄和同黨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發動政變的人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接著，忽必烈令忻都、史樞為鳳州（黃海風山道）等處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領民二千屯田，而以阿剌帖木兒為副經略司，作總的管轄，從政治、軍事方麵加強對高麗的控製。
忽必烈幫助王植恢複了王位，令王植非常感激，至元七年（1270 年）初，親赴大都（今北京）拜見世祖皇帝忽必烈，表示感謝，同時上書中書省為世子王椹請求賜婚，懇請世祖皇帝把公主嫁給自己的兒子。忽必烈見高麗王請求和親，想通過這種政治聯姻將高麗對元朝的依附關係進一步鞏固下來。他沒有拒絕，隻是說通婚是件大事，不能因為來京辦其他事而順便求婚，這樣很不鄭重，如果確實想聯姻的話，就請國王回國後再派使者專程前來求婚。
隨後，王植派使臣同世子王椹赴元廷求婚。經朝覲，忽必烈見世子王椹不但一表人才，又甚懂禮儀，旋即受到上等儀式招待。在元期間，世子王椹贏得了忽必烈的多次召見。王椹才思敏捷，談吐非同一般，尚且又彬彬有禮，倍受忽必烈的歡心，他還主動改穿蒙古服裝，學習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等等。
王椹在元朝居住接近一年，至元年九月初返回高麗。十二月。王椹再次回到元朝。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忽必烈把自己的女兒忽都魯揭裏迷失偽阿速真妃子所妃嫁王椹。通過和親，兩國的關係更加密切了。
至元年十一年（1274 年）六月，王在大都結婚不到一個月，王椹的父親王植就病死了。王植在遺囑中明確指出由王椹繼位，在給元朝上奏的遺表中也說王椹“送終，可付後事”，請求元朝盡快批準王椹為高麗國王。七月，忽必烈下諭旨，正式冊封王椹為高麗國王。
八月，王椹回到高麗，舉行盛大的登基典禮，正式即位，成為高麗史上的忠烈王。
忽必烈從用兵衛送王椹回國即位到將附馬王椹扶上高麗王的寶座，使元朝和高麗的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可以說，忽必烈時期，是元朝和高麗兩國最為友好時期。
然而，忽必烈時期的兩國友好卻是不平等的，一個是宗主國，一個是臣下的藩國，忽必烈決不能容忍一個藩國的國王與他平起平坐，因此，在政治缺席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麵都做了不同規定。
高麗國王過去模仿中國帝王，自己稱自己為“朕”，對下麵的指示命令日“宣旨”，國王宣布的減罪免罪令稱“赦”，百官向國王的報告和建議也稱“奏”。忽必烈認為高麗國王作為藩王不應該使用這些字眼，命令將其改正。
高麗國王隻好無條件的順從，把自稱的“朕”改為“孤”，把對臣子的命令“宣旨”改為“王旨”，把減免罪惡行的“赦”改為“宥”，把百官向國王報告和建議的“奏”改為“呈”。
在政治缺席方麵，忽必烈雖然允許官僚機構的高麗保留原有的政權機構和製度，但“派遣使臣下詔書，凡省、院、台、部官名爵號，與朝廷類似的要改正”，高麗於是將政府官稱改為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等。元朝又在高麗首都及其重要地區派駐達魯花赤，用以監視高麗國王和各級官吏，幹涉高麗軍國大事。
後來，為了進行遠征日本的準備和軍事部署，忽必烈特設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為丞相，高麗是元朝的一個特殊行省。
忽必烈規定，高麗要向元朝送納質子，輸送糧餉，讚助軍役，定時向元朝朝貢等等，因此，忽必烈將驛站製度推廣到高麗，使交通更為便捷。忽必烈規定，高麗需使用元朝曆法，每年都向高麗頒賜國曆。所以高麗為臣下之國，因為這樣，高麗國王在接見元朝詔使或達魯花赤時，都是對麵而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分庭抗禮”。高麗國王和元朝大臣分庭抗禮，說明高麗國王已經降到和元朝大臣平等的位置。
後來，因為忠烈王王椹成了天子忽必烈的駙馬，接見元朝詔使與達魯花赤時，王椹坐北向南，元朝詔使與達魯花赤則分列東西相向而坐，改變了以前高麗國王的地位，但不能和元皇帝平起平坐。
忽必烈時期，元朝和高麗兩國地位不等，但雙方關係非常友好，雙方人員往來很多，不少高麗人到元朝學習並在元朝做官，元朝也有不少人到高麗做官。高
麗使節頻繁人元朝覲，特別是尚公主的忠烈王王侶，相繼十一次入元朝覲，並且引經據典地說，“朝覲，諸侯享上之儀；歸寧，女子事親之禮”，要求與公主一起入元。這些使節人元朝覲，規模都大，並都帶去很多禮物，凡是高麗有特點的產品以及金銀財寶等，數量都很多。元朝更是以天朝大國自居，每次都給予來使大量回賜。
事實上，每次使節往來都是一次重要的經濟文化往來。如此，元朝同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一派和平。
兩國雖然語言不通，但相互往來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漢字在高麗普遍通行，政府設有各級各類學校，以《資治通鑒》為課本，學習唐宋經驗，實行科舉，用儒學取士。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 年），高麗國王曾下令，“今之儒士，隻習科舉之文，沒有精通經史者。其令通一經一史以上者，教育國子”。
在全國全麵推行儒學教育。蒙古族的一些風俗習慣也在高麗慢慢流行。
同時，元人從高麗人身上也學到了不少東西，像高麗的音樂舞蹈，對元人產生了較大影響。火熊皮、金漆、香樟木、蜃樓脂（鯨魚油）等物品的輸入，也使元朝的物質更加豐富。
忽必烈一改原來對高麗的征伐政策，在高麗尋求忠實的代理人，並與之和親，可謂是一種明智之舉。這種和平友好政策同殺伐政策相比，應該是進步的。特別是忽必烈與高麗和親，對後世影響更大。
忽必烈以後，元朝皇帝很多次把公主下嫁給高麗國王為妃。蒙古親王乃至元朝皇帝，也有多人娶高麗女子為妃，到元朝後期，甚至有二位高麗女子成了元朝皇帝的皇後。忽必烈以後的兩國關係，就是依照這種“甥舅之好”或“表兄弟之好”的姻親關係向前發展著，但也能看出，忽必烈與高麗的交往是不平等的，對高麗人民的剝削與蹂躪極其嚴重，這是由忽必烈剝削階級的本質所決定的，應該予以抵製。
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統治者就把擴大統治範圍看成是一種非常光榮的事，蒙古統治者除了對中原用兵以外，還把兵鋒指向西方各國，大規模發動戰爭。
忽必烈即位以後，不再西征，開始同歐洲各國進行友好往來，可是他並沒有放棄對亞洲各國的征伐，他想成為整個亞洲的大皇帝，就是在這種思想驅使下，
大規模攻擊日本。
忽必烈臣服高麗以後，也想用同樣辦法去征服日本。
至元三年（1266 年），忽必烈用兵部禮部侍郎殷弘為國信使，侍郎黑的配以虎符和金符，持國書出使日本。
忽必烈在國書中明確表示了與日本“通問結好”之意，沒有明確的說日本臣服於元朝，但以高麗為例，暗寓其意。黑的與殷弘持書到達高麗，以高麗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讚為向導，前往日本，結果沒有到達日本，中途就折回來了。
至元五年（1268 年）九月，忽必烈再次命黑的、殷弘持書去往日本。二人到達日本對馬島，日本人對他們很不友好，拒不接納，二人見此情景，非常氣憤，活捉了塔二郎、彌二郎二個日本人，去往高麗，然後回歸本土。忽必烈聽說黑的、殷弘劫持二個日本人而回，覺得太不禮貌，於是在至元六年（1269 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帶著中書省牒文將那兩個日本人送回去。
金有成至日本，日本人不但沒有友好相待，還將金有成拘留在太宰府的守護所。
金有成出使日本，長期沒有消息，忽必烈便想派使臣去日本詢問。恰逢這時高麗發生政變，權臣林衍廢棄高麗國王王植重新設立他的弟王渭。忽必烈隻好暫緩遣使日本，全力解決高麗政變問題。
至元六年（1269 年）十二月，忽必烈處理完高麗政變，便命秘書監趙良弼持書去往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又寫道：
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我既然是一家，王國實為鄰境，所以曾經寄信使其修好，為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抓的兩個人，敕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於是又沒有音訊了。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指日本國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號知之國，王之君臣寧肯漫為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複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像即發使與之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為也，王其審圖之。
忽必烈在國書中再三申明通好之意，對日本始終不派遣使者和拘留元朝使臣表示寬容。趙良弼接書在手，詢問與日本國王相見之禮，大臣們多數認為，元與
日本上下之分未定，不必講究禮數，忽必烈深表讚同，可以看出忽必烈也沒有強令日本必須稱臣的意思。
至元七年（1270 年）十二月，趙良弼正式啟程，忽必烈詔諭高麗國王王植，派人送至日本，在規定的期限必須到達，並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領兵護送至海上。
趙良弼到達日本，日本國王還是不予接見，隻派遣一個叫彌四郎的日本人來應付。
彌四郎將趙良弼帶至太宰府西守護所，聽守門的人說，從前日本被高麗所欺哄，屢言上國（指元朝）來伐，所以不接見外來使臣。豈期皇帝（指忽必烈）好生惡殺，多次遣使麗來，並未動怒。可惜我國王京，去此尚遠，希望先遣人從奉使回報，他日再行通好。
實際上，守吏所言全是借口，日本國王拒不接見才是真意。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趙良弼隻好遣從行的書狀官張鐸帶領太宰府所遣的偽稱日使二十六人先行馳還大都通報。
忽必烈不明白他的意思，以為日使聲稱受太宰府西守護的差遣是假的，受日本國主差遣是真，事前沒有通報，沒有事先說好就遇到了，恐是害怕元軍進攻，前來打探軍情。因此，不敢貿然接見，特召姚樞、許衡等人問以對策。
姚樞、許衡說：“就像會算命一樣。對方害怕我再增加博士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人見”，建議忽必烈不要接見日使。其說與忽必烈所慮相合，忽必烈連連點頭稱善。
於是，元廷盛情款待日使，但皇帝不願接見，日使覺得沒有臉麵，即啟程歸國。趙良弼聞訊，也從日本趕回元朝。
不久，元朝又通過高麗幾次通信日本，皆如石沉大海，一點消息都沒有。
至元十年（1273 年）六月，忽必烈又派趙良弼出使日本，日本國王仍然拒絕接見，趙良弼隻到了太宰府就回來了。
忽必烈屢次遣使日本想要和好皆不得要領而還，他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了汙辱，下決心出兵日本，想用武力迫使日本臣服。
至元十一年（1274 年），忽必烈命風州經略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丘等用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運載蒙漢軍隊一萬五千人，全麵進攻
日本。高麗金方慶等也率高麗軍隊參戰。
元與高麗聯軍越過對馬海峽，進攻對馬島，殺死日本將領允宗助國。又轉而進攻壹岐島，擊殺日軍千餘人，日本將軍經高也丟了性命。
日本俊宇多天皇聽到消息，驚恐萬分，急忙征調藩屬軍兵十萬餘人出戰。
兩軍在博多（即福岡）相遇，元軍用火炮打敗日軍。元軍雖然多次取勝，但在日軍的阻擊和騷擾下，身心疲憊，不敢向縱深挺進，隻好撤回。
十一月的一天晚間，元軍登上戰艦，準備返航，不巧遇到暴風雨襲擊，戰艦多半觸礁沉沒或壞損，軍士“不還者一萬三千五百餘人”，隻有很少一部分人還幸存。
忽必烈第一次征伐日本失敗以後，仍想通過使節往來與日本和好。
至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忽必烈又派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出使日本，由高麗人郎將徐讚及捎工亡佐等三人作向導。
四月，杜世忠等到長門室津，接著又移到太宰府。八月，太宰府遣人將杜世忠等護送至鐮創建。
日本國王不接見元使，反而下令把何文著、杜世忠、撒都魯丁及書狀官董畏、高麗人徐讚在龍口斬首並梟首示眾。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宋朝降將範文虎、夏貴又派遣欒忠、周福等人攜帶書信前往，也被日本人殺死。
到元十七年（1280 年），忽必烈聽說所派使者杜世忠等人全被殺死，非常憤怒，馬上喊來大將忻都與洪茶丘等人，讓他們馬上率領軍隊馬上出發去攻打日本。
廷臣勸了半天，忽必烈才有所好轉，沒有馬上出兵。
元十八年（1281 年），忽必烈命令忻都、範文虎、洪茶丘等率軍兵分二路第二次大舉征討日本。一路由李庭、範文虎等率領新附軍十萬人，分乘海船三千多艘，自慶元、定海出發；另一支軍隊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高麗與漢軍四萬人，分別乘戰艦九百艘，從高麗渡海到了日本。
洪茶丘、忻都所率東路軍計劃由對馬島攻入壹歧島；範文虎所率江南軍計劃先取平戶島，平戶島周圍皆水，遠分屯兵，然後轉至壹歧島，同忻都東路軍相會，再合兵共進，一直打敗日本。
兩路大軍出發之前，忽必烈特別諭之曰：
由於開始的時候彼國使來，所以元朝要派大使，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聽得到土地又有什麼用呀。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忽必烈所擔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軍隊濫殺問題，一是將領不和的問題，所以特加敕諭。結果，元軍還是沒有聽忽必烈的話，這兩個問題在第二次征伐日本時都前後發生了。
接受命令的忻都和洪茶丘，便按計劃從日本馬島攻入壹歧島，殺死島民三百多人，島民紛紛逃匿山中，忽必烈的囑咐被元軍完全忘記了，聽到孩童啼哭，就入山中尋找然後把她給殺了，這種濫殺的作法激起了日本軍民的強烈憤恨，他們自發組織起來抵抗元軍，誌賀島初戰，日軍差一點就把洪茶丘俘虜了，賴裨將王萬戶拚死相救，才得免於難。
隨後，元軍進軍宗像海，經將士們死力相搏，用大船打敗日本小船，才扭轉了以前的敗局。範文虎所率江南軍由於阿刺罕病逝以及同忻都軍不太協調，希望與忻都軍在平戶島相遇，因此未能按期趕到壹歧島，直至忻都軍進軍宗像海，趕至誌賀二島，次日，兩軍才相會一處，停在兩個島上。
這時，日本很多軍隊集結起來，開始全麵反攻。麵對日本的敵人，是戰是退，元朝與高麗聯軍內部意見產生分歧。高麗將領金方慶主張進攻，元朝將領堅決反對，最後隻好按元將意見撤離鷹島（即五龍山，在今佐賀西北伊萬灣）。
在那一年的八月一日，海麵突然刮起大風，那車輪般的旋風，卷起巨浪，把船隻高高的卷起，隨著風浪旋轉不停，大小船隻互相撞擊，無數船隻都被淹沒了。
範文虎見此狀況，心驚膽顫，急忙率領幾個士兵，挑選結實的船隻，丟下軍隊，狼狽逃回。這時，被遺棄的軍隊尚有十餘萬，群龍無首，張百戶便被推舉為主帥，號稱張總管，張總管率領士兵伐木作舟，準備駛回去。
就在這時。日本兵艦突然進攻。元軍倉促應戰，他們不是日軍的對手，剛一接戰就敗下陣來，死者不計其數，剩下的二三萬人盡被日軍俘虜而去。日軍將蒙古、高麗和漢軍俘虜全部殺死，而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但全都變成了日本人的奴隸。
後來，僅僅逃出來於閶、莫青、吳萬五三人。
忽必烈第二次進攻日本，以蒙古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敗而宣告結束。
忽必烈不是服輸的人，他不甘心失敗，至元二十年（1283 年），又以阿塔海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發出了二萬人作為五衛軍，準備第三次征伐日本。
忽必烈命令江南各行省大造船隻，地方官不顧人民死活，按戶攤派造船數目和造船工料等。一批批工匠被征發服役，時間和工程非常緊迫，官吏動不動就加以捶打催促，辛苦之狀，難以描述，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滿。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見狀，上言民勞，請求暫停征伐日本的戰役。忽必烈沒有同意，也沒有執意出兵，征伐日本之事暫時停了下來。
但後來，忽必烈仍不甘心，繼續準備船糧軍士，預定於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三月，再發動第三次征日戰爭。就在這時，忽必烈發動的對安南戰爭遭到慘敗，忽必烈為了對付安南，不能兩道出師，於是下令停止進攻日本。
忽必烈曾說：“日本又沒有侵略我們，今交趾犯邊，所以就停止進攻日本，專事交趾”。從此，元朝和日本走上了和平相處的道路。
忽必烈時期雖然發動了征伐日本的戰爭，一時間激化了兩國矛盾，卻始終沒有間斷兩國的經濟文化往來。
當時，雙方的佛教往來頻繁，為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一定貢獻。
中統元年（1260 年），兀庵普寧到達日本，在日本寫有《兀庵禪師語錄》；至元六年（1269 年），大休正念抵達日本，編寫了《佛源禪師語錄》；至元十六年（1279 年），到日本旅遊的無學祖元又給日本人留下了《佛光國師語錄》等著作。
這些佛教徒都精通儒學，他們在傳播佛學的同時，也將儒學傳播到日本的各個地方。
日本僧人國爾辨園於宋端平二年（1235 年）到達宋朝，淳祜元年（1241 年）以後返回日本，帶回朱熹的《大普》、《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以及《論語精義》、《猛子精力》、《論語直解》、《集注孟子》等許多儒學著作，最明殿寺為幕府執政北條時賴開講《大明錄》，至元十二年（1275 年）又向龜山法皇介紹儒、佛、道三教旨趣，最後編定仨教典籍目錄，對漢文化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在此期間，兩國經濟往來也非常密切。
至元十四年（1277 年）日本派遣商人帶來金子換元朝的銅錢。忽必烈允許
了，此後允許日商來華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