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全美聖而益聖，宜顯冊書而屢書。”鐵穆耳對忽必烈和察必一生功業給予高度評價。鐵穆耳即位以後人們常以忽必烈當政時的經驗教訓做為借鑒。不忽木的翁丈，官為侍禦史的王壽論治政時即說：“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線真、塔察兒、伯顏、安童等為丞相，劉秉忠、史天澤、許衡、廉希憲、姚樞等，實左右之，那時有人比為貞觀之治。迨至郝禎、阿合馬、盧世榮、耿仁、桑哥、忻都等，壞法贖貨，流毒億匕。”
到元三十年（1293 年）忽必烈在繁重的內政與外交的操勞下，終於體力不支，病倒了。
百般醫治也沒有轉好的跡像，相反日益嚴重。轉至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元旦，老百姓都熱熱鬧鬧過春節，可宮中卻顯得格外蕭條，因為忽必烈的病，沒有絲毫過春節的心思了。
忽必烈辛勞一生，幾乎每天都在國事中渡過，而這時，開始不接見大臣了，規定，“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隻有不忽木，忽必烈不讓他傾刻離開身邊，每天幫助他吃藥，病情稍好時則陪他聊天。
這期間，忽必烈大概想了很多。
忽必烈從即位那一年開始就宣布要“鼎新革故，務一萬方”。的確，鼎新革故和務一萬方就是忽必烈一生中做的兩件大事，總之喜悲參半。
從“鼎新革故”方麵而言，忽必烈進人中原以後，棄舊俗，悉心學習漢族文化，也吸收了不少色目文化，大膽進行社會改革，確立一套對蒙古人來說完全是一種全新的製度，以發展經濟，可以說，這是忽必烈改革的成功之處。然而，忽必烈雜揉諸法，又讓各種矛盾日益顯現出來。
忽必烈完全任用義理派幫助他管理國家，對全國的思想控製與社會的穩定確有好處，可義理派卻不能幫助他解決政府的財政需求：完全利用功利派，確可幫助他解決政計的財政危機，卻把國家的錢財管到自己的腰包裏去了，再加上加重對老百姓剝削，社會自然難以安寧。
忽必烈意識到這點，本想在義理派和功利派之間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然而，兩派勢同水火，針鋒相對，無路可尋，隻好回複到仁義治國的道路上來。以仁義治國，利於社會，但國家財政虧空問題始終難以解決，這成了忽必烈十分為難的問題。忽必烈本想繼續探討，以解決這個難題，但時間對他這位老人來說，已經不允許了，這成了他的遺憾。
從“務一萬方”方麵來看，忽必烈即位以後，就把“統一”當成了自己的奮鬥目標，他運籌帷幄，不斷遣將調兵，終於抵製了北方諸王的進攻，滅掉了南宋，實現了全國的大統一，這也是他深感欣慰的事。
然而，忽必烈“務一萬”，目標是整個亞洲，因此，他在滅宋以後，不斷對日本、占城、安南、緬國、爪哇等國發動戰爭，也不斷調兵遣將，試圖平定北方諸王的叛亂，不讓他們從中國分裂出去，這是對人。也正由於忽必烈的不斷進攻，才解決了諸多叛亂，這是忽必烈的一大功績。
但是，北方諸王的騷擾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也成了忽必烈的未竟之業。至於進攻安南、日本等國，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一下子想法被打破，不能不感到遺憾。然而，他哪裏知道，發動統一的國內戰爭會得到人們的支持，而發動對國外各國的鬥爭，勞民傷財，大家都不支持，再加遠隔海洋，元軍不善於水上行軍和作戰，最後都失敗了。
事實證明，稱霸亞洲是行不通的，隻有與各國友好交往，才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當時的忽必烈沒有認識到，躺在病床上還感到遺憾，把沒有征服安南、日本等國當成了他的末競之業。
就這樣，忽必烈帶著幾分欣慰與幾分惆悵，在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正
月二十二日午夜，離開了人世。忽必烈在臨死之前，特把一塊白璧贈給不忽木說：
“他日持此以見聯也”。忽必烈晚年對不忽木非常看重，這說明忽必烈又重新回到以仁治國的軌道上來。
忽必烈死後，遺體依照蒙古國禮，殯殮在蕭牆之帳殿。二十四日早發靈，由健德門北去，葬於漠北起輦穀祖陵。
忽必烈生前將太子寶授給皇孫鐵穆耳，但按照蒙古國的規定，隻有通過忽裏台選舉才能有作用。於是，鐵穆耳的長兄甘麻剌也出來爭奪汗位。聰明能幹的闊闊真早知甘麻剌有口吃，讓鐵穆耳與甘麻剌在忽裏台上講誦成吉思汗的必裏克。
鐵穆真有很好的口才，再加上玉昔帖木兒、伯顏、不忽木等人的支持，鐵穆耳順利登上汗位，是為成宗。
成宗鐵穆耳登基後，為忽必烈上尊諡為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蒙語尊稱“薛禪噫為賢者皇帝”。
自古英雄多由後人評定，忽必烈死後，對於他的是非評定有很多。
打開史料，就能看出，蒙古民族興起較晚，它沒有漢族那樣曆史悠久，蒙古初興之時，政治、文化、經濟同漢族比較起來，相對落後一些。忽必烈作為蒙古民族的一個代表人物，初入中原，接觸到漢民族的先進文明，都覺很新，於是下決心向漢朝學習。
於是，“思大有為於天下”的藩王忽必烈，於漠北藩邸就開始大量征召漢人儒士，受任管理漠南以後，創建“金蓮川幕府”，虛心向漢族文人學習漢文化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是當時漢化很嚴重的一個藩王。
在吸收漢文化的基礎上，忽必烈充分認識到學習先進文明、改革蒙古舊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他在登基時就表示要“鼎新革故”，到元元年（1264 年），他在改元“至元”的詔書裏再次宣布要“鼎新革故”。“鼎新革故”就是要廢舊迎新。
在建立新製度的過程中，忽必烈認識到，漢族是當時最先進的，但其他各族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應該學習各族的先進經驗。
在革除舊製度的過程中，忽必烈看到，本民族的東西並不是需要全部革除，隻要革除那些落後的東西，而保留那些本色事物，或者有些東西要革除，但因為時間與條件的限製，不宜馬上革除，也要做暫時保留。
基於上述認識，忽必烈在學習以漢族為主的各族文化中，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全新的統治體係，為中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政治方麵，忽必烈在學習漢族文化與其他各族文化的基礎上，確立了一套對於蒙古來說完全是一種全新的政治體製與統治秩序。
他在中央設置了中書省，來當做全國最高行政機構，最後完成了中國中央行政機構從三省製向一省製的轉變。在地方設置行中書省，開創了我國地方省製之先。
這些行政機構的設置，也是一種革新與發展。
忽必烈改變了過去那種列土分封的舊法，削奪藩王權力，變貴族封地為賜田，讓原來的分封貴族作為一般地主，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
忽必烈又製訂了刑法，建立台閣，製訂官員的管理與考核辦法，加強了對官員的管理。他廣開言路，注意選拔人才，嚴禁貪汙，並要求官吏治有政績，獎勤罰懶，更好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證了當時的政治清明。
在經濟方麵，忽必烈確立了重農與重視工商業的政策，一改原來蒙古的遊牧經濟，積極發展農業經濟。他設立勸農機構，以對農業生產的勤惰來考核地方官吏；禁止殺戮人口和掠民為奴；禁止擾民與破壞禾稼桑棗；禁止以民田為牧地；禁止屠殺馬牛；勸誘百姓，大規模實行屯田；開墾田土；立都水監和河渠司發展水利：招撫逃亡；安集百姓，減免賦稅和地租，為困難地區發放耕牛、種子、農具和衣食；注意總結農業生產經驗，建立村社組織，推廣農業科學技術；互助生產等。
這些措施大體上解決了蒙古貴族舊有的統治方式同中原地區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非常適合中原地區的農業發展。
在手工業生產中，忽必烈注意搜集工匠，把優秀工匠集中起來生產，有益於特長的發揮。
在商業生產中，忽必烈學習中亞西域人的經驗，先後設立諸位斡脫總管府、斡脫所、斡脫總管府等機構，負責經商，又發行中統與至元寶鈔，改革幣製，使元朝的商業發展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忽必烈在理財過程中，重視功利，反對空談仁義，先後任川盧世榮、阿合馬、桑哥等人理財，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也有一些進步作用。
在思想文化方麵，忽必烈實行了兼容並蓄政策，雖然主張以儒家思想為主，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允許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摩尼教、婆羅門教、猶太教等自由發展。
忽必烈力舉科技文化，讓元曲走向繁榮並發展至最高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朵美麗的、爭奇鬥豔的鮮花。忽必烈注重蒙古民族文化的發展，不但設置蒙古國子學，發展蒙占民族教育，還令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讓整個民族文化走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在忽必烈的指引下，科學研究也一片繁榮，郭守敬等人創製的天文儀器及授時勵非常先進，在那時為世界第一。忽必烈令都實考察黃河河源。這在曆史上也是第一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軍事製度方麵，忽必烈在四怯薛輪番入衛的基礎上確立了中央的宿衛製度，又將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鎮戍軍布防四方，有了堅實的同防基礎。
忽必烈所建立的軍隊，有騎兵、步兵、水兵、炮兵等，兵種齊全，兵役製度及軍隊指揮別具特色，事實上是在蒙古軍事製度的基礎上吸收了金宋的軍事思想與製度而形成的一種混合。
尤其是忽必烈在窩闊台以來建立驛站的基礎上，確立的軍事通訊製度，在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後來，驛站不僅用於軍事，也是全國的重要交通樞紐，為各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全國大統一的形勢下，忽必烈加強了對雲南、西藏、台灣、東北、西北和嶺北等邊疆地區的管轄，促進了內地和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係，促進了邊疆地區的進一步開發和民族融合，具有很重要的曆史意義。
忽必烈在統一全國及其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又發動了對高麗、日本、安南、占城、緬國、爪哇等國的戰爭，忽必烈當時的國界觀念並不明確，把對這些國家的戰爭看成是滅宋的繼續和“務一萬方”的一個步驟，但這些國家早已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再對他們用兵，無疑帶有侵略性質。
忽必烈在對外用兵失敗以後，認識到錯誤，重新和這些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與他們聯姻，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同東亞、東南亞、南亞和東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忽必烈同西方各國始終維持和好關係，通
過欽察汗國和伊利汗國大力加強中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馬可·波羅來華成為轟動世界的盛事，對中西方人民的互相往來有極其重要的貢獻。
忽必烈在治國時，沒有固守蒙古舊習，也沒有全盤漢化，而是在學習各族文化的基礎上，確立了以漢法為主體、同時吸收其他各族法、又保留一些本民族特色的統治製度與措施，這種不固守民族的文化、博采各家之長，無疑是正確的。
然而，忽必烈在學習各族文化、保留本民族特色之時，也殘留了一切落後的事物，實行一些落後的政策，比如，保留軍事長官世襲製、分封采邑製、各種生產領域的驅奴製以及四等人製、刑法中的南北異製、官僚體製中達魯花赤製等。
這些落後的政策，尤其是民族歧視政策，促使元朝的民族矛盾以至整個社會矛盾愈益激化。
再加上當時各族中都有一些極力固守本民族文化的人，他們對忽必烈吸收各種文化中非本民族文化部分看不慣，並激烈地反對，所以，導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頻繁暴發。忽必烈有意調和各派，繼續走吸取各法的道路，最終失敗。
為此，他年老的時候覺得，在各種思想文化互相排斥的形勢下，要想不偏不倚、全麵吸收各族文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在“仁義派”與“功利派”之問走出一條中間道路來，著實非常困難，忽必烈隻好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重新回複到“以仁治國”的道路上來，緩和了當時予盾，保證了元朝統治與穩定。
史家和外國史籍對忽必烈的評價更高。
馬可·波羅認為忽必列“其權較強於前此五君（指成吉思汗、欽察汗、貴由汗國的拔都汗、蒙哥汗、察合台汗國的阿刺忽汗，事實上，忽必列之前應為成吉思汗、窩闊台汗、貴由汗、蒙哥汗四君），蓋合此五人之權，都沒有超過他。更有甚者，雖把全世界之基督教同回教帝王聯合，其力及其事業亦不及此忽必烈汗之大”。
馬可·波羅又說：“世界之君主殆無有能及之者”，“為人類元祖阿聃來迄於今日世上從來沒有廣大的人民、財貨、土地之強大君主”。
伊利汗國史學家瓦撒夫對忽必烈的評價比馬可·波羅的稱讚之詞要高很多，他說：“自我國（伊利汗國）境達於蒙古帝國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所在地方，路程相距雖有一年之遠，其豐功偉業傳之於外，致達於吾人所居之地。其智慧深沉銳敏，其判斷賢明，其治績之可驚美，據可信的證人，如著名商賈、博學
旅人之言，比任何人都要優秀。僅舉其一種功業，一段才能例之，已足使曆史中之諸名人黯淡無色。若羅馬之諸愷撤，波斯之諸庫薩和，支那之諸帝王，阿拉壁土之諸開勒，耶門之諸脫拔思，印度之諸羅門者，薩珊、不牙兩朝之君主，塞勒柱克朝之諸算端，都隻是微不足道的確立”。
認為羅馬的愷撒以及包括中國帝王在內的以前的全部君王都不能與忽必烈相比。
馬可·波羅和瓦撒夫兩個人對忽必烈的評價，反映了當時西歐與中亞細亞人對忽必烈的崇敬，選賞之間太過份。
時人及其後來的中外史家對忽必烈的評價很過份，說明忽必烈在那時世界上以及後來的曆史中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忽必烈同曆史上有名的帝王相比，不管從鼎新革故的政治魄力，在經濟上的戰略眼光，同運籌帷幄的軍事韜略，還有嚴於律己，以國家大事為重等方麵，都很優秀。
我們可以看出，忽必烈在一生之中，缺點優點俱在，若將成績和不足進行比較的話，毫無疑問，成績占據主要地位。因此，忽必烈受到元代各朝以及中外史學家的普遍讚譽，是一個當之無愧的偉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