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事貴在用慎
1.“慎”字當頭躬身入局
曾國藩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這就是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在談到自己為什麼能夠有所作為時，曾國藩自己也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欲，奸邪虛偽的人為各自的利益互相爭鬥，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忠誠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克製自己的欲望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困難。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的行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恥的事情，躲避是可恥的行為。我們的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曆經九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麼原因呢？像這樣的“忠誠”，沒有一種躬身入局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曾國藩對躬行踐履最為執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要從自己做起，虛心實做，則近於成功。
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他說，“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嚐不視此二者為樞紐，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奮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業基。
曾國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自然就反對講資格，問樣子。他說，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原因是他宏毅的個性。他說：“道光、鹹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製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隻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隻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製，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隻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複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裏的“宏毅”也是從不做看客，堅持到底的作為中表現出來的。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案》中認為，曾國藩品德、事業、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在於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麼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複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誌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境，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絕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唯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是因為日就月將，有本有源的結果。”
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虛，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詞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隻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麵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
曾國藩說：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得以保其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布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
曾國藩認為逞強鬥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範圍內你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範圍內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麼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廣大。最後你就把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你發現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鬥狠終歸會失敗。
然而如果一個人在自修處求強呢？此時你追求的不再是對他人的優越，而是自我超越，當然也就不會形成對他人的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因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光大，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成大事箴言：
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
——鹹豐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2.“知足慎獨，戒傲自律”方能成大事
世上有兩種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滿足，自我滿足者又有兩種：一盲目滿足，二知足常樂。前者就是物欲橫流，後者心靈通達。曾國藩不計較得失，知心足誌方為好，並以“知足慎獨”為人生學問，可謂智者！
曾國藩有一首詩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觀：
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
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
的確，知足是一種最大的滿足。宦海多年的曾國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誌亢神愈昂，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區。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氣？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語雲：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廿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用技。
意思是：知足就會覺得心中像天地一樣寬廣，貪得無厭會覺得宇宙也十分狹小。對於沒有超乎常人資質的人來說，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禍害：貧困時總想到豐盛，困境時經常尋求平安，富貴時要求有千乘車，尊貴時追求萬釘帶，沒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賞給，得到後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氣可比椒蘭，位置穩固如同泰山。追求榮華富貴，沒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揚但越來越委頓，天氣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時運好時多結善緣，時運不好會生災患。各種福分不可期求，各種禍害往往紛至遝來。一句話會招人怨尤，一舉足便會有障礙。舉首望世界，乾坤是多麼大啊，得到榮譽不要立即歡欣，遇到患難也不要立即氣餒。你看十個人中，八九沒有依賴。別人窮困多超過我，我的窮困仍然可以忍耐；況且處於平坦夷途，還有什麼事值得嗟氣歎息呢？對於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覺都十分愉快，聽天由命活到老，就不會四處不安。俗話說：一個名利思想不能徹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輕視富貴榮華而甘願過清苦的生活，最後還是無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誘惑；一個受外力影響而不能在內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澤能廣被四海甚至遺留給千秋萬世，其結果仍然是一種多餘的伎倆。
對曾國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見太重，大概是他出道入仕之初的最大缺點了，這不僅損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軀體。
名心切的，必然俗見重。名心的表現形態是多種多樣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績、成就、成仁、成禮、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這樣一種廣泛的、普遍的心理願望，使人們對任何事情都有這樣的一種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樣樣完滿，件件順遂，這就是俗見。自然，就對疾病的有無，子孫賢良與否也格外看重。沒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孫失去，子孫沒有得到，又希望他們得到。人一天到晚就處於這樣的患得患失之中，何處是個盡頭呢？
人生有許多因素可導致失敗，其中戒傲為一。不理解此學問，永遠是一個可憐的失敗者。曾國藩深知其理。
曾國藩曰：“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曆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生。餘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於囂喧。凡傲之淩物，不必定以言語加入，有以神氣淩之者矣，有以麵色淩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則達於麵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
餘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
從上麵幾則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謙虛，他認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積德所致，且總覺名譽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勢驕人；他認為傲氣是致敗的原因之一，並指出傲氣的表現形式在言語、神氣、麵色三個方麵；他諄諄告誡弟弟們要謙虛，對於沒有經曆過艱苦的後輩子弟，他更擔心，怕他們不知不覺地染上驕傲的習氣，“謙”是曾氏家教的一個重要內容。
（1）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國藩頗欣賞的一句古話，他認為“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他“勢不多使”的內容是“多管閑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也無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歡古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認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他主張“總須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他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給弟弟們的信中教弟弟們應“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後在軍中，軍務繁忙，他仍寫信告誡沅弟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不僅對軍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國荃進軍雨花台，立下戰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書牘”。叫他不要表功，認為這是“謙字真功夫”。
曾氏為官不傲，也與磨煉有關。道光年間，他在京做官，年輕氣盛，時有傲氣，“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鹹豐初年，他在長沙辦團練，也動輒指摘別人，與巡撫等人結怨甚深；鹹豐五、六年間，在江西戰場上，又與地方官員有隔閡。鹹豐七、八年在家守製經過一年多的反省，他開始認識到自己辦事常不順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歲在外，惡（即憎惡）人以白眼蔑視京官，又因本性倔強，漸進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己。”又反省自己“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
他進一步悟出了一些為官之道：“長傲、多言二弊，曆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未嚐不視此二者為樞紐。”因此，他自勉“隻宜抑然自下”。在官場的磨礪之下，曾國藩日趨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謙”守功夫實在了得。他不隻對同僚下屬相當謙讓，就是對手中的權勢，也常常辭讓。自從鹹豐11年（1861年6月）實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之後，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請減少自己的職權，或請求朝廷另派大臣來江南協助他。他的謙讓是出於真心，特別是後來身體狀況日趨惡化，他更認為：“居官不能視事，實屬有玷此官”，多次懇請朝廷削減他的官職，使自己肩負的責任小些，以圖保全晚節。總之，曾國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於從“名利兩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講求謙讓退讓之術。而被一些人頌為“古今完人”。
（2）居家戒傲
曾國藩認為“傲為凶德，惰為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他不僅自律甚嚴，對自己的兄弟子侄也嚴戒其傲。鹹豐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對專在家中主持家務的澄弟寫信，要他加強對在家子弟的教育。並對驕傲的幾種表現形式做了闡述：“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雲：‘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但使誌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即是極驕極傲耳。”並說自己以不輕易譏笑人為第一要義。對澄弟表現出來的驕傲，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對軍營中的“諸君子”“譏評其短，且有說到兩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對鄉間熟識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認為傲氣可表現在言語、神氣和臉色上，所以要做到“謙退”，須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
曾國藩告誡子弟，千萬富不忘貧，貴不忘賤。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氣，他說：“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他對家人坐轎一事都嚴加規範，指出四抬大橋“紀澤斷不可坐，澄弟隻可偶一坐之”，這種大轎不可入湘鄉縣城、衡陽府城，更不可入省城。並囑咐澄弟對轎夫、挑夫要“有減無增”，隨時留心此事。曾國藩也力戒家人在家鄉幹預地方行政。他給家中寫信說：“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為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長官疑為倚勢淩人。”又告誡諸弟：“宜常存敬畏，勿謂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於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遞條子、走後門。兒子曾紀鴻中秀才後，數次到府城參加歲考科考，都不順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學士的曾國藩，特地寫信告誡紀鴻：“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紀鴻沒有中舉，曾國藩就把兒子接到金陵衙署中親自教學，始終未去走後門。同治三年（1864年1月），紀鴻由長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驚動地方長官，能避開的盡量避開，並叮囑船上的“大帥”旗“餘未在船，不可誤掛”。事無巨細，均考慮到一個“謙”字，可謂用心良苦。
（3）為學戒傲
千古以來，文人相輕，已成為一種老毛病。曾氏對此有清醒認識，力倡以“戒傲”醫文人之短。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給家中的四位弟弟寫信說：“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嚐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已之所做詩文，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隻為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告誡弟弟們不要恃才傲物，不見人家一點是處。傲氣一旦增長，則終生難有進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學經曆勸勉弟弟們。他寫道：“餘平生科名極為順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進，未嚐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蓋場屋之中，隻有文醜而僥幸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他還用其他人因傲氣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冷笑的例子來告誡弟弟們，他寫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隻為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為糞土，或好做詩古，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為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為此他總結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為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
曾國藩深知“謙受益，滿招損”之理，在他所有的事業中，戒傲是第一要義，也是他人生不敗之法。
成大事箴言：
餘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為慮。
——鹹豐十年十月初四
3.謹戒“虛妄”，不越雷池
大凡人在初創崛起之時，不可無勇，不可以求平、求穩，而在成功得勢的時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這也是人生進退的一種成功哲學。
曾國藩熟讀儒家經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學家。他堅拒縱橫家王闓運勸其稱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國藩的品格特征等處世風格。王闓運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幾歲開始研究經學，對《春秋公羊傳》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經在於致用，尤其是實現其所謂“帝王之學”。他認為《春秋》主旨在於撥亂。治經要經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將經與術結合起來。術是權術，治理國家的一種方法、手段，所謂縱橫之術。王闓運想用縱橫之術來輔助識時務之人成帝王之業。在亂世，誰能撥亂反正，成大事業，即輔助誰，但又要看準時局變動的趨向，靜觀勢態，未到其時，蟄伏隱退，時機到來，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滿腹經綸在胸，又要有居靜不動的修養，可進可退。進時，用儒學、儒教使據亂達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時，用老莊的學問，莊子的禪悟人生，去掉憤怨，怡然自樂。王闓運滿腹經綸，欲報效國家，將自己的一套經世安邦之策，付諸實現。
王闓運的這種抱負因太平軍起義的爆發而更趨強烈了。起義軍入湘後，曾國藩奉清廷之命幫辦湖南團練，組織湘軍與起義軍為敵，王闓運曾多次上書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視。後雖因身係獨子，未能從軍，但從此與湘軍將帥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在太平天國存在期間，他曾三度至曾國藩駐地探視，並參與謀劃。據王闓運晚年的弟子楊度後來追述，當時王氏“擊劍學縱橫，遊說諸侯成割據，東南帶甲為連橫。”說的是王闓運曾遊說曾國藩、胡林翼與太平軍“連衡”反清。王、楊師弟交情甚密，且當時王尚健在，故其說宜有據。計其進言當在1855年冬王到武昌曾軍探望時。但曾國藩把王看做是狂放不羈的文士，雖詩歌唱酬，優禮甚至，而於其意見，殊少采納，卻也是事實。如1856年初王作書與曾，促其建議撤團防、廢捐輸、清理田賦，以減輕對人民的壓榨，防止人民投奔和響應太平軍，曾就沒有接受。故王對曾，也始終隻以後的和朋友自居，未嚐甘為僚屬。
王闓運為人慷慨激昂，向以霸才自居。他在1855年勸曾國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談，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國藩卻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幾上點點劃劃。不多時，曾起立更衣，王闓運便站起竊視幾上，隻見上麵依稀有個“妄”字。
一晃幾年過去了，此時的曾國藩正準備北上“剿撚”。一見王闓運到來，極為高興，但因有了前兩次“勸進”，曾國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闓運這次卻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隻是與曾國藩討論學問。他對曾國藩說：“公之文，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魏武帝以入東漢，則順而易。”曾國藩起初聽得津津有味，並頻頻點頭。的確，學習辭章從唐代韓愈，上溯西漢，逆而難，如果自曹操入東漢，就較容易，也順理成章。但到後來，曾國藩還是聽出了王闓運的弦外之音。原來還是讓他做曹操！但曾國藩這次倒也平靜，故作不知。王闓運自知他的帝王之術再無實現的機會，頗為沮喪，隻得悻悻而歸。
縱橫之計不就，王闓運對曾國藩的看法大為改變。說曾國藩再次出山已“變節為巽順”，雖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擔當。直到晚年，王闓運已經曆了清亡、袁世凱複辟敗亡等重大的曆史事變，才對曾國藩當初不自立為帝的看法有了改變。據說民國後，珍藏著曾國藩“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聯的朱老夫子，曾專門去拜訪這位當年行縱橫計的王闓運，並拿出曾聯求王寫跋語。王闓運大為驚歎說：“難道真有這個聯嗎？滌丈襟懷，今日以前，我隻知一半，今而後，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幾不知文正之所以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為左老三。”沉思片刻，即欣然命筆，另書一聯曰：“花鳥總知春浩蕩，江山為助意縱橫。”書畢，對朱君說：“吾不敢著墨文正聯上，以重汙文正。另書此，紀文正之大，且以誌吾過。”這就是以霸才自稱的王闓運，垂老始悔的一幕。曆史上多少委曲的憾事，就是這樣不可思議。
在曾氏兄弟滿門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該是靜思謙退，保泰持盈的時候，而這時，偏偏有些人在勢盛之時，頭腦發熱，讓欲望的火焰障住了雙眼，總想再越雷池一步。當時風行一時的“勸進”浪潮，著實給曾國藩出了一道難題。
有一則筆記是曾國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記南京城攻破後湘軍秘聞：當曾國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國覆亡，進入殘破不堪的石頭城後，全城餘燼未息，頹垣敗瓦，滿目荒涼，慘不忍睹。一天晚上，約十一點鍾，曾國藩親審李秀成後，進入臥室小憩，湘軍的高級將領約有三十餘人忽然雲集大廳，請見大帥。中軍向曾國藩報告，曾國藩即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即其弟曾國荃），中軍複以未見九帥，曾圖藩即傳令召見曾國荃。曾國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將，這天剛好生病，可是主帥召喚，也隻好抱病來見。曾國藩聽到曾國荃已到，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國藩態度很嚴肅，令大家就座，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也不敢出聲。如此相對片刻，曾國藩乃命隨員去拿紙筆，隨員進以簿書紙，曾國藩命換最好的大紅紙，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擲筆起身，一語不發，從容退入後室。眾將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國荃乃趨至書案前，見曾國藩寫了十四個大字，分兩行上下聯：
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國荃讀此聯時，起初好像很激動，接著有點淒然，最後則是惶然。眾將圍在曾國荃之後，觀讀聯語，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歎氣的，有熱淚盈眶的，各式各樣表情不一然後曾國荃用黯然的聲調對大家宣布說：“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這件事今後萬萬不可再提，有任何枝節，我曾九一人擔當好了。”
這一段筆記顯示了南京城破後湘軍確有擁立曾國藩為帝的一幕，可是這種非常之舉是成則為王。敗則誅殺九族的危險舉動，所以誰也不敢明言說出口。曾國藩明知眾將來意也不說破，隻用十四字聯語作答，相互之間都不點破。
其實，早在安慶戰役後，曾國藩部將即有勸進之說，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屬於勸進派。勸進最力的是王闓運、郭嵩燾、李元度。當安慶攻克後，湘軍將領欲以盛筵相賀，但曾國藩不許，隻準各賀一聯，於是李元度第一個撰成，其聯為“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國藩見後立即將其撕毀，並斥責了李元度。李元度被斥，其他將領所擬也沒有一聯合曾意，其後“的門四子”之一的張裕釗來安慶，以一聯呈曾，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