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預開麟閣待；相公新破蔡州還。
曾國藩一見此聯，擊節讚賞，即命傳示諸將佐。但有人認為“麟”字對“蔡”字不工整，曾國藩卻勃然大怒說：“你們隻知拉我上草案樹，（湖南土話，湘人俗稱荊棘為草案樹）以取功名，圖富貴，而不讀書求實用。麟對蔡，以靈對靈，還要如何工整？”蔡者為大龜，與麟同屬四靈，對仗當然工整。
還有傳說，曾國藩壽誕，胡林翼送曾國藩一聯，聯說：
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
曾國藩最初對胡聯大為讚賞，但胡告別時，又遺一小條在桌幾上，赫然有：“東南半壁無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國藩見之，惶恐無言，將紙條悄悄地撕個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聯，用鶴頂格題神鼎山，聯說：
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左宗棠寫好這一聯後，便派專差送給胡林翼，並請代轉曾國藩，胡林翼讀到“似可問焉”四個字後，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轉給了曾國藩。曾閱後，乃將下聯的“似”字用筆改為“未”字，又原封退還胡。胡見到曾的修改，乃在箋末大批八個字：“一似一味，我何詞費。”
曾國藩改了左宗棠下聯的一個字，其含意就完全變了，成了“鼎之輕重，未可問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詞費”的歎氣。一問一答，一取一拒。
曾國藩的門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撫、力克安慶後，曾遣人往迎曾國藩。在曾國藩所乘的坐船猶未登岸之時，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將一封口嚴密的信送上船來，於是曾國藩便拿著信來到了後艙。但展開信後，見信上並無稱謂，隻有彭玉麟親筆所寫的十二個字：東南半璧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這時候艙裏隻有曾國藩的親信倪人皚，他也看到了這“大逆不道”的十二個字，同時見曾國藩麵色立變，並急不擇言地說：“不成話，不成話！雪琴（彭玉麟的字）他還如此試我。可惡可惡！”接著：曾國藩便將信紙搓成一團，咽到了肚裏。
當曾國藩勸石達開降清時，石達開也曾提醒他，說他是舉足輕重的韓信，何不率眾獨立？曾國藩默然不應。
此事對曾國藩來說，不敢乘勢而進，是怯懦，頂住眾人壓力是勇敢，這進退去從之間誰能分辨得清，誰又能把握得好呢？
成大事箴言：
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幹，拓地若幹，此大言也。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今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
——鹹豐十一年九月
4.“花至半開，酒至微醉”乃人生最佳境界
1868年5月，曾國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學士，其後，由於籌辦剿撚後路軍有功，被封雲騎尉世職。一年數遷，曾國藩可謂榮耀之至，這表示清政府對他很是倚重。可是時過不久，一大批湘軍官員被紛紛開缺回籍，如陝甘總督楊嶽斌、陝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這不由得使曾國藩警醒起來，曾國藩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剛才有署直隸之信，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楊嶽斌）、霞（劉蓉）、筠（郭嵩燾）、沅（曾國荃）次第去位，而印（劉長佑）複繼之，吾鄉極盛困難久耶，思之悚惕。”
這不能不使曾國藩為自己的末路憂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對自己的冷淡和疏遠。對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層深切的體驗：就是宦海之途不自由啊。
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曾國藩明顯感到，有一個陰影一直圍繞著他並與他為難，這就是曾國荃彈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漢官密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廣總督之職。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知其不可動，遂處處推美讓功，以籠絡官文，使得湘軍在諸事上均比較順利。胡林翼死後，官文與湘軍關係維持著表麵的和氣，但實際上已變得十分疏遠。此次，曾國荃接任湖北巡撫，與官文同城，驟然間雙方的關係緊張起來。
因為湖北按察司唐際盛與曾國荃的摯友黃南坡仇隙很深，於是唐際盛便慫恿官文，奏請曾國荃幫辦軍務，以使其離開武昌，免於督撫同城。由此，曾國荃便與官文結怨，並伺機進行報複。
曾國荃先是奏參唐際盛，接著就彈劾官文。由於曾國荃營中無文員，奏折草擬後無人商量，恰逢曾紀澤在營中，但又不知參劾官文後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發出後，語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長，首尾不相顧。
曾國荃怕曾國藩知道後，阻撓其彈劾官文，因此故意背著他。外間知道曾國荃參劾官文後，不僅湖北的士紳持反對態度，就是曾國藩的門生故吏也認為此事大為不要。曾國藩十分擔憂，唯恐由此開罪了滿洲貴族，於以後不利。因此，曾國藩在事先和事後均表示出憂慮之情，不太讚同此舉。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書信中，他囑咐曾國荃說：“順齋排行一節，亦請暫置緩圖。”原因是，“此等事幸而獲勝，而眾人眈眈環伺，必欲尋隙一泄其忿。彼不能報複，而眾人若皆思代彼報者。”總之，“弟謀為此舉，則人指為恃武功，恃聖眷，恃門第，而巍巍招風之象見矣，請緩圖之。”隨後，曾國藩又在給曾國荃的書信中說：“順齋一案，接餘函後能否中輟？懸係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為兄弟熟商而行，不關乎會晤與否。”再過十天，曾國藩已得知奏參官文的事已發，反複叮囑曾國荃：“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一再告誡：“福益外家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國荃奏折中具體列舉了官文七條罪狀。事情發生後，經反複籌思，曾國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請勿深究”。可是，曾國藩此舉，卻引起了外間的紛言，一時間曾國藩“劾老九”之語，紛紛揚揚，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隻有“麻木不仁處之”，以靜觀時變。
慈禧那拉氏心裏清楚，此次參劾純屬湘係與滿洲權貴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撚軍正盛，還需要利用湘淮兩軍出力。因此，開去官文的湖廣總督職，留大學士銜，回京後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統。實際上對官文並沒有什麼損害。
但令曾國藩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這件事對曾國藩觸動很大，官場本來就危機四伏，必須謹慎小心，如何還敢得罪巨室，為自己樹敵呢？
曾國藩雖然平生謹慎，忍讓為懷，但是遇到與自己為敵，暗中敗壞自己的人，他也決不手軟。他與勝保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是一例。
勝保，字克齋，蘇完瓜爾佳氏，滿洲鑲白旗人，1840年舉人，考授順天府教授，曆官光祿寺卿、內閣學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隸、山西、山東等地鎮壓太平軍，鹹豐皇帝特賜神雀刀，許其先斬後奏，權勢顯赫。1857年2月以副都統銜幫辦安徽、河南“剿匪事宜”，進攻撚軍。但勝保以“客軍辦賊”，無自練之兵，無治餉之權，所以每戰輒敗，人稱“敗保”。勝保雖“不知兵，尤不曉事”，但“滿腔忌刻，其誌欲統天下之人”，對異軍突起的湘軍總想染指，從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計想並吞湘軍，非但沒有成功，反而激成與“楚軍不相容”的尖銳矛盾。1860年秋英法聯軍進攻京津，勝保奉命節製八旗禁軍及各路“勤王”之師，奏準調鮑超軍北上。曾國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勝保吞並湘軍的險惡居心，是“挾君命以謀奪楚軍者”，因此，如前所述，采用“按兵請旨”之策，或由曾、胡一人親自統兵北上，挫敗了勝保的企圖。
湘軍勢力伸入安徽時，曾、胡認為，勝保不走，就無法在安徽站穩腳跟，因此，必欲擠勝保出安徽而後快。但勝保並不甘心，在朝中，他有恭親王奕忻撐腰，這還不夠，他雖不知兵，但也知“無兵不能自立”，沒有堅強的武力後盾，別想與曾國藩的湘係集團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納叛的本領，培植親己武裝，他招撫過李昭壽，後來招撫過宋景詩，而最終與苗沛霖“相為倚重”，苗沛霖集團成了勝保與湘係集團抗爭的法寶。
兩派紛爭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勢決定勝保與曾國藩的滿漢之爭必敗無疑。
自1860年曾國藩被擢兩江總督，次年令節製四省軍務後，湘係集團平步青雲。同治即位後，慈禧“尤意倚湘軍”，出現了“官員非由兩楚出身不能遽膺優薦，將帥非與楚軍結納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麵。在安徽戰場上，自1861年後，朝廷先後任命湘係集團中的頭麵人物李續宜、彭玉麟、唐訓方巡撫安徽，督師剿撚。在朝廷看來，隻有湘軍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9月、10月間，湘軍在安徽戰場上節節勝利，連拔安慶、桐城、池州、舒城、宿鬆、銅陵、蕪湖等府縣城池。表明湘係集團已成為穩固清政府統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為了換取曾國藩湘係的支持，犧牲自己忠實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勝保識時務，急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是不成問題的。
但曾國藩對勝保寸步不讓，朝廷對湘係集團的倚重也毫不動搖，勝保向主子大發牢騷說：“未聞漢有彭越、英布遂不複用韓信、陳平……亦猶此時不能因有楚師而遂不容複有他師也……在楚軍動輒連銜要結，眾口一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與之較長短？況奴才與官文未握兵權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賜印賜刀，久任統帥，較之李續宜等更多效力數年！現當我皇太後、皇上信任楚軍際，奴才既不必與之爭功，亦不屑與之負氣！”
其實，朝廷也不願犧牲奴才，調勝保西行，就是要他離曾國藩遠些，不要與之較長短，爭得失，相互傾軋了。曾國藩集團與勝保集團由暗鬥到明爭到取勝，表明漢族官僚與滿洲貴族權力發生倒轉，滿洲貴族一統天下的局麵一去不複返，以曾國藩為首的湘係集團成為可以左右時局的強大的軍事政治集團。
當然，慈禧太後絕不會任由曾國藩集團膨脹性發展，她也絕不會放鬆對曾國藩的防範，隻不過為了鎮壓太平天國權且如此。她自有對付曾國藩的妙法。
曾國藩向以思慮深遠聞名，他不可能不為自己和諸弟長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慮敗，未雨綢繆，求一個好的下場，就是一樁學問。這其中體現的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處世經。
曾國藩在諸弟為官之後，屢屢教誡他們正確對待富貴與權位。尤其是對那位貪財自傲的沅弟（國荃），他反複開導，叮囑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軍既得安慶，正包圍金陵，他警告兩個弟弟說：“若一麵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麵求田間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餘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金陵即將攻破之時，他又告誡兩個弟弟說：“古來成大功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子儀）外，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害怕功敗垂成，勉勵弟弟須有極強的警惕性和憂患意識；又怕成大功大名時，飛來無名橫禍，故勉勵弟弟須有深臨履薄的畏懼之情。他還多次寫信給在鄉間的曾國潢，囑咐他“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後，他又多次寫信給頗有抑鬱之氣的九弟，勸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在攻克天京前，曾國藩對於如何處理大功後他所麵臨的政治危機，已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當天京陷落的消息傳至安慶以後，他更是繞室彷徨，徹夜思考，對於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進行預測並作出相應的處理辦法。
當曾國藩從安慶趕到江寧的時候，持盈保泰的解決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國藩防危慮敗，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軍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驟。
成大事箴言：
弟弟對於時勢，閱曆逐漸從淺顯到深刻了，但信裏卻露出來一種嬌氣來。人生在天地之間，隻有謙虛謹慎才是通向幸福的路。一驕傲，就滿足；一滿足，就傾倒。凡屬動口動筆的事，討厭人家太俗氣，嫌棄人家鄙薄，議論人家的短處，揭挖人家的隱私，都是驕傲的表現。不管指出的這些是不是正當，就是正當切中要害，也為天道所不許可。
——鹹豐十一年正月
5.功成身退天地之道
曾國藩本來是一個虔信程朱理學的學者，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興名將。從1852年奉旨興辦團練開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過問軍事。他仿照明代戚繼光創建了一支不同於綠營軍（官兵）的新型軍隊，這支軍隊紀律嚴明，戰鬥力強，為他立下了赫赫戰功；然而，正當它處於威震四海的頂峰時期，曾國藩下令解散它。他為朝廷創建了一支軍隊，卻為自己解散了這支軍隊。
曾國藩自從“特開生麵，赤地新立”拉起一支從團練改編而成的軍隊——湘軍時，便洶洶然地衝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最前列，此時他完全被維護皇朝的義務感和炫耀自己的功業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後的征戰生涯中，不僅戰事棘手，屢屢受挫，而且也時常受到來自清政府內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謂身陷煉獄，備嚐艱辛，但他畢竟都竭蹶經營，“咬牙立誌”地堅持了下來。在1857年回家守製時，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軍出征以來的經驗教訓，後來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年，與四十歲前迥不相同。
清軍江南大營被再度摧毀之後，清朝綠營武裝基本垮台，黃河以南再沒有什麼軍事力量足以與太平軍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依靠他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後，又采取更加靈活的政策，讓他督辦四省軍務，身負昔日五位欽差大臣的職權，其目的不過是為了調動他的積極性，事權歸一，易於成功。
但是，自從進軍雨花台以來，曾國藩兄弟迅速擴軍，使曾國荃所統由2萬餘人增至5萬人，曾國藩指揮的部隊由幾萬人擴大為12萬人，除於贛、皖厘金和數省協餉外，增辟粵厘和湖南東征厘金，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漸生疑懼，感到這對它是一種潛在威脅。湘軍攻陷九江，尤其蘇、杭各城相繼淪陷後，清政府的這種感覺與日俱增，隱隱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脅已不再是行將失敗的太平天國，而是手握重兵、廣攬權利的曾國藩了。
從這時起，清政府對曾國藩的態度就開始冷淡下來。因此，當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時，則變得十分注意自我克製，特別注意調整自己和清廷之間的關係，尤其注意曆史上那些顧命大臣功高震主的問題。有鑒於此，他將周公旦視為自己的楷模，時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專橫跋扈而不得善終為戒。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在出任兩江總督兼節製四省軍務以後，對如此高位重權卻顯得喜不勝憂。
曾國荃攻陷天京後，當天夜裏就上奏報捷，滿心以為會受幾句讚揚，不料又挨當頭一棒。上諭指責曾國荃破城之日晚間，不應立即返回雨花台大營，以致讓千餘太平軍突圍，語氣相當嚴厲。事情發生後，曾國荃部下各將都埋怨趙烈文，以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當言詞引起的。趙烈文則認為，這與奏折言詞無關，而完全是清政府節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則，杭州城破時陳炳文等10多萬人突圍而去，左宗棠為何不受指責？幸好有人將李秀成捆送蕭營，否則曾國荃更無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並不就此了結，而是步步進逼，揪住不放。數日之後，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令曾國藩迅速查清，報明戶部，以備撥用。尤其嚴重的是，上諭中直接點了曾國荃的名，對他提出嚴重警告。上諭說：“曾國藩以儒臣從戎，曆年最久，戰功最多，自能慎終如始，永保勳名。惟所部諸將，自曾國荃以下，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勿使驟勝而驕，庶可長承恩眷。”這無疑是說，曾國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難以“永保勳名”，“長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數語，暗伏殺機。
曾國藩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曆史知識，熟悉曆代掌故，當然能品出這些話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況，曾國荃確實非常驕傲，以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勞。後來曾國藩對趙烈文說：“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歸功於己。餘常言：‘汝雖才能，亦須讓一半與天。’彼恒不謂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後，就成為曾國藩思想上最緊張的時期。他心裏很明白，如何處理好同清政府的關係，已成為能否保持其權力和地位的關鍵，而正確認識並擺脫自己目前的這種政治處境，則是他麵臨的迫切問題。
於是，他在湘軍聲威達於極盛之時，毅然以“湘軍作戰年久，暮氣已深”為理由，奏請裁湘軍歸鄉裏，明白表示無挾軍權自重的態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軍“自抑”，而非裁軍“自滅”，因而裁軍上，曾國藩的計謀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戰事尚未結束之前，即計劃裁撤湘軍。他在兩江總督任內，便已拚命籌錢，兩年之間，已籌到五百萬兩。錢籌好了，辦法擬好了，戰事一告結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費早已籌要了。
裁兵經費籌夠了，裁兵辦法擬好了，隻等勝利的蒞臨。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開始裁兵，一月之間，首先裁去二萬五千人，隨後亦略有裁遣。人說招兵容易裁兵難，以曾國藩看來，因為事事有計劃、有準備，也就變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這也是他強人之處。
至於遣散湘軍，從曾國藩一方麵的考慮，可簡約地做幾點分析。
其一，戰後遣軍，為用兵常規，原為統兵將帥所需考慮。這是根本。
其二，曾國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獲崇爵，原已憂畏權重，豈可久掌兵權，徒增讒忌。遣散湘軍，正所謂保泰持盈之計。
其三，湘軍合圍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實已陷於群疑眾謗之中。功成之後，更要解兵權以釋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軍將校飽掠錢財，非常想返鄉置產，鬥誌已懈，銳氣全消，使曾國藩籲嗟於湘軍暮氣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軍所恃軍餉，主要依靠湘、鄂、皖、粵、蘇五省厘金，軍務完竣，各省紛紛要求裁撤厘局，軍餉無所出，無以維係龐大軍力。
其六，曾國藩既知湘勇不可複用，而與李鴻章相商，淮軍補湘軍的弱點。淮軍得以不裁，固然是應曾國藩的需要，也是李鴻章所希望的。淮軍竟然能夠不加遣散，因為李鴻章自有運用經營之法，並非故違國家定製。
總而言之，曾國藩毅然裁撤湘軍，實際上是完全為應付那群反湘軍派而不得不如此的。裁撤湘軍，是曾國藩謀事在先，“盛時常作衰時想”的一個典型事件。
所以曾國藩大刀闊斧裁撤湘軍，高官卻仍然要做，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種手段。
鹹豐帝曾經仰天長歎：“去了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當時還隻是剛剛光複武漢，洪秀全剛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國藩也還沒有光複金陵時那樣如日中天。看來曾國藩防危慮敗，製之機先的藝術，的確非常人所能及。
成大事箴言：
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隻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而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
——同治元年五月
6.天下第一世家，“隻恐清名天下滿”
曾氏名滿天下，名門望族，時人稱：天下第一世家。
在河南少林寺有一塊奇異的石碑，上有釋迦牟尼、孔子、老子三人的合體像，一為佛祖，一為儒聖，一為道尊，上刻有碑銘讚語：“三教一體，九流一源，百家一理，萬法一門。”說是江河百流，終歸大海，教理不同，方法各異，卻都能達致最高境界。
曾國藩就如這樣一塊石碑，身上刻有中國不同傳統文化流派的印跡，他世事洞明卻又糾纏其中，人世與出世相統一，成為中國文化一個獨特的景觀。
曾國藩喜歡讀《莊子》，因為它的豁達對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莊子》上講：“淡然無極”，“淡而無為”，諸葛亮也有“淡泊以明誌，寧靜以致遠”之說，就是說人要清靜、超脫。然而曾國藩很多年來就“清靜不得，超脫不了”總是焦慮多多，一是他名利心太切，二是他俗見太重。平定天京，曾國藩可說大功已就，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信說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
然而他並沒有及時抽身，而是聽從清政府的安排督辦“剿撚”事務。勇猛如僧格林沁者“剿撚”四年，卻全軍覆沒，以身殉職，換了曾國藩，自然也好不多少，很快便遭敗績，撚軍攻破了曾布置的防線。這一次，曾國藩“屢敗屢戰”的精神沒有得到朝廷的安撫，卻遭嚴厲申飭，為此，他心灰意懶，準備了種種理由奏請開缺：“臣病勢日重，憚於見客，即見亦不能多言，豈複能殷勤教誨……是臣昔日之長者今已盡失其長，昔之短者，今則愈形其短。臣不欺飾於大廷，亦不忍負疚於隱微，唯有籲懇天恩，準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實缺，並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臣以散員留營，不主調度賞罰之權，但以維係將士之心，庶於軍國大事毫無所損，而臣之寸心無怍。”
一句“以散員留營”道出了曾國藩的真實想法。因為一旦所奏開缺準請，擺在他麵前的道路隻有兩條：一是回籍休養，一是駐京賦閑，這都不是他之所願意的，這意味著他將從眾人矚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翠灑屏，好自耀文采。近待徐鬆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複行出山。其有過人之才，故不願久居林下。”曾國藩既怕回鄉遭地方官排擠，又怕留在京城成為政治鬥爭的中心，此時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紅塵之感，“隻恐清名天下滿，九州無處匿韓康”。
同治五年（1866），朝廷令曾國藩回兩江總督任，“剿撚”事務交由李鴻章專辦。曾國藩失去了一個全身而退的機會。
老子曾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遣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誡人們過分自滿，不如適可而止；鋒芒太露，勢難保長久，金玉滿堂，往往無法永遠擁有，富貴而驕奢，必定自取滅亡。隻有功成名就，急流勇退，拋棄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則，才能永久。人須知足，方能常樂。
在名與利上，最能體現“全生保真”精神的曆史人物當數範蠡了。他在幫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便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急流勇退，放棄上將軍之名和“分國而有之”的大利，攜西施隱居於齊，改名換姓，耕於海畔。範蠡的退隱，就是害怕功名利祿會給自己帶來性命之憂，他的憂慮很快便得到證實，與他共助勾踐的文種，因不肯退隱，在國中享用尊榮貴利，結果被勾踐找個理由處決了。
“荒塚一堆草沒了”，人生的結局是一樣的，何必非要站在成功上麵，人生的樂趣尚有許多，決非僅成功所能完全體味到的。
曾國藩於鹹豐四年（1854）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創立舟師，訓練湘軍，自與太平軍開戰後，運籌帷幄，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有方，屢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賞和嘉獎。鹹豐十一年（1861）十月，兩宮皇太後授權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製提督巡撫以下各官，可謂權綰四省。同治元年（1862）正月，又加授“協辦大學士”，從而成為清朝自開國以來權勢、地位最高的漢臣。而曾國藩的弟弟們葉炳權在握，四弟曾國荃統兵近二萬，由於屢立戰功，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七次表彰；五弟曾國葆也統兵五千之眾。曾家兄弟權傾朝野，曾氏家族堪稱“天下第一家”。正如曾國藩自己所雲：“餘家目下鼎盛之際……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家門的極盛，並沒有使曾國藩得意忘形，卻使他感到憂心忡忡，且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之理，他說：家道的長久，不是憑借一時的官爵，也不是憑借一兩個人的發跡來維持的。當家道鼎盛的時候，要做家道衰敗時的考慮。上天既能使我們處於今天豐厚順達的境地，就能使我們處於明天艱難困苦的境地。這樣的經驗教訓，曆史上舉不勝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