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1921年10月15日，《沉淪》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單行本。這是鬱達夫的第一本小說集，也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爆發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集，在新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達夫到日本後，除了大量作詩，也寫過不少小說試作。如1916年寫的《金絲雀》，1917年寫的《櫻花日記》、《相思樹》、《芭蕉日記》，1918年寫的《晨昏》，1919年寫的《兩夜巢》等。不過，達夫正式開始小說創作，應從1921年算起。
《沉淪》收入三篇小說： 《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這些作品都是達夫1921年在東京帝國大學寫的。
《沉淪》出版後，在國內文壇引起強烈的震動。不久，即售出三萬餘冊，有些人甚至從蘇州、無錫等地專程到上海來買書。
這部小說集受到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沉淪》熱”。不少青年仿效小說主人公的衣著言行，更將鬱達夫看作自己精神上的導師。也有一些作家模仿鬱達夫的小說風格來進行創作，文壇上出現了一批類似風格的作品。
鬱達夫一舉成名，成為文壇上一顆耀眼的新星。
然而，一批守舊、衛道之士卻在謾罵、抨擊《沉淪》，認為這部作品的問世是大逆不道之事。有些人罵鬱達夫是在“誨淫”，稱他是頹廢派的“肉欲描寫者”，指責《沉淪》是不道德的小說。
這種毀譽交加的情形，是鬱達夫始所未料的。他感到非常苦悶。
半年後，周作人公開站出來為《沉淪》辯護。周作人當時為北京大學教授，他因在新文學運動中高揚“人的文學”的旗幟而倍受矚目，成為很有號召力的新文學家。他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一篇文章，指出《沉淪》是不端方的文學，但絕不是不道德的文學。他鄭重地聲明： 《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讀物。有人批評波特來耳的詩說：“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頗不適合於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卻能從這詩裏得到真正希有的力。”這幾句話正可以移用在這裏。已經受過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從這些書裏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對於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兒童”們卻是極不適合的。還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嚴肅的人們也沒有誦讀的資格；他們會把阿片去當飯吃的。關於這一層區別，我願讀者特別注意。⑨周作人的申辯文章對那些謾罵之士予以迎頭痛擊，充分肯定了《沉淪》的價值，使達夫深感知遇之恩。在1928年出版的《達夫代表作》扉頁上，他寫了這樣一段題詞：“此書是獻給周作人先生的，因為他是對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國第一個批評家。”
二十年後，郭沫若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了如下公正中肯的話： 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裏麵好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即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裏麵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有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⑩《沉淪》之所以會引發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主要在於作品內容的複雜性和風格的獨特性。達夫以富有個性的聲音，抒發了既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憂鬱和痛苦。
《銀灰色的死》敘述的是一個留日學生在異鄉慘死的故事。Y君新婚一年的妻子在國內病死了，消息傳來，他非常痛苦，以酒消愁，在女人和醇酒中麻醉自己。後來，他認識了酒店老板的女兒靜兒，一個溫柔嫻靜的日本少女。她聽他傾訴痛苦，安慰他，鼓勵他，使他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熱望。正當他情緒好轉、精神舒暢的時候，他聽到了靜兒就要出嫁的消息，頓時又墜入痛苦的深淵。他變賣掉手中僅有的一點東西，給靜兒準備了一份禮物；又去酒店買醉，回去時突發腦溢血倒斃在灑滿銀灰色月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