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在之江文理學院講演，講題為：“中國人的出路”。
11月9日應杭江鐵路局之邀，遊覽諸暨、金華、蘭溪、龍遊、永康等地名勝，曆時半月。
12月20日《饒了她》（原名《她是一個弱女子》）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1934年又因“詆毀政府”罪再度被禁。
12月30日魯迅為王映霞書寫七律《阻鬱達夫移家杭州》。
1934年三十九歲
3月29日應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之請，作浙西、皖東之行，遊覽臨安、東西天目、屯溪、休寧等地名勝，曆時一周。
本月譯文集《幾個偉大的作家》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為“現代文學叢刊”之一。
5月1日撰文參加《春光》雜誌發起的“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的討論，認為魯迅的《阿Q正傳》和茅盾的《子夜》都是偉大的作品。
本月散文集《屐痕處處》由上海現代書局出版。
7月6日與王映霞離杭州北上旅遊、避暑。
7月13日抵達青島。
8月12日抵達濟南。遊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金線泉、黑虎泉等名勝。
8月14日抵達北京。遊故宮、北海、頤和園等處。
8月19日離京去北戴河。
8月22日返回北京。
9月5日離京南下。
9月9日回到杭州。
10月22日作浙南之遊，遊覽天台山、雁蕩山等名勝。
1935年四十歲
1月應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公司之邀，負責編選《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並作《導言》。
6月1日在杭州作者協會第二屆大會上被選為理事。
7月11日應鄭振鐸邀請，準備出任上海暨南大學文學院日本史教授，後因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以所謂“生活浪漫，不足為人師”為借口加以批駁而未能如願。
本月《達夫日記集》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8月任《中國新文學珍本叢書》編輯委員。
10月《達夫短篇小說集》（上、下冊）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上冊內收： 《銀灰色的死》、《血淚》、《采石磯》、《空虛》、《懷鄉病者》、《蔦蘿行》、《秋河》、《落日》、《春風沉醉的晚上》、《離散之前》、《十一月初三》、《薄奠》、《煙影》、《紙幣的跳躍》、《東梓關》、《清冷的午後》、《寒宵》。下冊內收： 《街燈》、《祈願》、《逃走》、《微雪的早晨》、《過去》、《在寒風裏》、《楊梅燒酒》、《十三夜》、《馬纓花開的時候》、《遲桂花》、《瓢兒和尚》、《遲暮》、《碧浪湖的秋夜》、《唯命論者》、《二詩人》。
11月1日發表中篇小說《出奔》。這是鬱達夫創作的最後一篇小說。
12月21日應邀到杭州藝專講演，講題為：“談談民族文藝”。
1936年四十一歲
2月2日應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邀請，赴福州訪問。
2月7日被委任為福建省府參議。
2月15日在南台青年會講演，講題為：“中國新文學的展望”。
2月19日在福州廣播電台講演，講題為：“新生活與近代生活”。
2月21日到英華中學講演，講題為：“文藝大眾化與鄉土文學”。
2月23日到烏石山圖書館講演，講題為：“福建學術界今後努力的一個貢獻”。
3月1日在福建青年學術研究會講演“青年與做官”。
3月2日在福建學院講演。
3月14日在福州廣播電台講演。
3月20日在協和大學講演。
本月《達夫遊記》由上海文學創造社出版。
4月30日因新居“風雨茅廬”落成，回杭州。
本月《達夫散文集》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5月30日散文集《閑書》由上海良友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6月9日返回福州。
6月12日被任命為福建省府公報室主任。
9月25日在福州格致中學講演，講題為：“國防統一陣線下的文學”。
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病逝。鬱達夫驚聞噩耗，即向許廣平發去唁電。
10月20日晨離開福州赴滬。
10月22日抵滬後即赴萬國殯儀館向魯迅遺體告別，並送葬至萬國公墓。
11月11日以為福建省府采購印刷機為名赴日本。
11月24日出席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舉行的歡迎會。
12月13日出席東京詩人俱樂部舉行的歡迎會。
12月17日離開東京。在東京期間，會見了武者小路實篤、秋田雨雀、估藤春夫、新居格、小田嶽夫等日本作家，並三次訪問郭沫若一家。
12月18日到奈良遊覽並拜訪誌賀直哉。
12月19日自神戶乘船離開日本。
12月22日抵達基隆，訪問台灣。
12月30日抵達廈門。
1937年四十二歲
1月4日回到福州。
2月中旬王映霞來福州小住。
4月28日回杭州度假。在杭期間會見邵力子、錢大均等人，要求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允許他回國。
7月27日郭沫若回國，抵達上海。鬱達夫專程到滬迎接。
8月11日離滬回閩。因“八一三”戰爭爆發，途中漂泊至寧波，轉由浙江內地經閩北而返福州。
10月10日出席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舉行的雙十節紀念會並發表演講。
10月21日在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理事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
1938年四十三歲
3月9日應郭沫若之邀，前往武漢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任設計委員。
3月27日在武漢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理事。
4月3日參加文協第一次理事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兼任研究部主任及《抗戰文藝》編輯委員。
4月14日與盛成等一起代表政治部和文協，去鄭州、徐州、台兒莊等地勞軍。
5月上旬出席自由中國雜誌社舉行的“抗戰以來文藝的展望”座談會。
6月中旬去浙東、皖南視察戰場防務。
7月5日在漢口《大公報》上刊出《尋人啟事》，將家庭矛盾公開化。
7月9日經友人調解，和王映霞緩和關係，簽署《協議書》。
7月10日在《大公報》刊出《道歉啟事》，向王映霞致歉。
7月中旬撤出武漢，到漢壽避難。
9月下旬應陳儀電召，回福州共商抗日大計。
10月19日出席福州藝術界及文化界在戚公祠舉行的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
12月初王映霞輾轉抵達福州。
12月18日應《星洲日報》之邀，與王映霞攜子鬱飛離福州赴新加坡工作。
12月21日到香港，作短暫停留。
12月23日搭乘意大利郵輪離開香港。
12月25日在馬尼拉短暫停留。
12月28日抵達新加坡。
1939年四十四歲
1月1日擔任《星洲日報》副刊《晨星》和《繁星》編輯。
本日應邀赴馬來亞檳榔嶼參加《星檳日報》創辦典禮。
1月4日檳城文藝界集會歡迎鬱達夫。
1月9日正式接編《晨星》和《繁星》。
1月15日接編《星洲日報星期刊》的《文藝》周刊。
2月1日兼編《星檳日報》的《文藝》雙周刊。
3月5日在香港《大風》旬刊發表《毀家詩紀》，敘述家庭矛盾經過。
4月15日王映霞在《大風》刊出《一封長信的開始》，指責鬱達夫。
5月5日王映霞在《大風》刊出《請看事實》，繼續指責鬱達夫。
6月1日編輯《星洲日報半月刊》的“星洲文藝”專欄和《星光畫報》文藝欄。
9月27日赴吉隆坡主持由中國南來南洋進行抗日宣傳的武漢合唱團公演《原野》的開幕典禮。
10月19日鬱達夫編輯的《星洲日報·晨星》刊出“魯迅逝世三周年紀念專號”。
10月27日出席中國文協昆明分會漫畫木刻展覽會預展會並發表演講。
11月30日應邀在新加坡中國語言學院講演。
1940年四十五歲
3月與王映霞協議離婚。
4月7日編輯《星洲日報星期刊》的《教育周刊》。
5月23日王映霞離新加坡回國。
6月發起成立新加坡南洋學會。
秋結識新加坡英政府情報部華籍職員李筱瑛。不久同居。
1941年四十六歲
1月參加《星洲日報》同人旅行團去馬來亞北部高原金馬侖遊覽。
3月14日領銜發表《星華文藝工作者致僑胞書》，抗議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要求團結抗日。
4月主編英政府情報部出版的《華僑周報》。
7月中旬發起組織“馬來亞一日”征稿活動。此為星馬文藝界的一大盛舉。
11月9日出席星馬各界追悼許地山大會，並致悼詞。
11月15日主持星馬文藝界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紀念活動並致詞。
12月13日領銜發表《星馬文藝工作者為保衛馬來亞告僑胞書》。
12月27日出席陳嘉庚主持的新加坡僑團抗敵動員委員會成立大會。
12月28日出席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成立大會，並被推選為主席。
12月30日出席新加坡文化界聯席會議。
1942年四十七歲
1月6日出席星華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和主席。
1月30日安排兒子鬱飛回國。
2月4日在日軍占領新加坡前夕，與胡愈之、王任叔、高雲覽等人乘坐難民船從新加坡撤退到荷屬蘇門答臘。
2月6日到達石叻班讓。
2月9日到達另一小島望嘉麗。
2月16日撤退到望嘉麗對岸的保東村，開始蓄須，學習印尼語，準備長期避難。
4月中旬化名趙廉，向蘇門答臘內地轉移。
5月初到達蘇門答臘西部小鎮巴爺公務。
6月初被強迫至武吉丁宜日本憲兵分隊任通譯。
9月1日在當地華僑資助下，開設趙豫記酒廠，任老板。
1943年四十八歲
2月以患肺病為借口辭去憲兵隊通譯職務。又集資開設造紙廠和小型肥皂廠。
9月15日與華僑何麗有（陳蓮有）在巴東結婚。後生子大雅，女美蘭。
1944年四十九歲
2月因洪根培等人告密，真實身份被日軍發現。
此後，行動一直受到日本憲兵隊的暗中監視。
1945年五十歲
8月16日從廣播中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暗中召集當地華僑商議組織歡迎聯軍籌備委員會。
8月29日夜被日本憲兵秘密逮捕。
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殺害於武吉丁宜郊外名叫丹戎革岱的荒野中。
主要參考書目
主要參考書目
《鬱達夫文集》（1—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
素雅編： 《鬱達夫評傳》，上海現代書局1931年版。
賀玉波編： 《鬱達夫論》，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版。
鄒嘯編： 《鬱達夫論》，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版。
李冰人、謝雲聲編： 《鬱達夫紀念集》，新加坡南洋熱帶出版社1958年版。
孫百剛著： 《鬱達夫外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自立、陳子善編： 《鬱達夫研究資料》（上、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曾華鵬、範伯群著： 《鬱達夫評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
許子東著： 《鬱達夫新論》，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
鬱雲著： 《鬱達夫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陳子善、王自立編： 《回憶鬱達夫》，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許鳳才著： 《浪漫才子鬱達夫》，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王映霞著： 《我與鬱達夫》，廣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鈴木正夫著： 《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後記
後記
最早接觸鬱達夫的作品，是80年代初讀大學的時候。當時，鬱達夫剛剛恢複名譽，煌煌12卷本的《鬱達夫文集》也才出版。有一天，我從圖書館裏借到一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鬱達夫小說集》，捧讀之下，我的靈魂受到巨大的震撼。他那驚世駭俗的描寫、清新的筆墨和感傷的情調，在一個青年學子的心靈裏，引發出強烈的共鳴。接著，我如饑似渴地通讀了《鬱達夫文集》。回憶起那一個階段對鬱達夫的狂熱情緒，至今還感到激動不已。記得本科四年，被我通讀全集的作家，除了魯迅，便隻有一個鬱達夫了。如果說魯迅給了我理性的力量的話，鬱達夫則使我的感情得到慰藉。魯迅，令我敬仰；達夫，則使我覺得親近。
在這股熱情的驅使下，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便是以鬱達夫為研究對象。我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鬱達夫小說專論。
這些年在大學中文係教“現代文學”，鬱達夫一直是我所鍾愛的作家。了解越多，對他內心深處的苦悶、彷徨、追求，體會也就越深。陸續寫過一些關於他的文章，但總覺得沒有加以全方位的把握，談得不係統，不深入。
我要感謝恩師範伯群先生，早在50年代，他就和曾華鵬先生合作發表了長篇論文《鬱達夫論》。80年代初，範先生又和曾先生出版了《鬱達夫評傳》。先生的諸多觀點是我認識和理解鬱達夫的有力武器。這一次，先生以八十一歲高齡為拙著作序，作為學生，唯有盼望恩師身體康健！我還要感謝我的妻子李梅，她在本書稿撰寫的關鍵時候，包攬了全部家務，使我得以安心地寫作。沒有她的理解和支持，這部書稿是難以如期完成的。
由於學力所限，書中粗淺舛誤之處自當難免。希望方家和讀者不吝賜教。
2011年6月